国有企业与国家豁免原则

周勇
（永州市冷水滩区法院，湖南 永州，425000）

[摘要] 国家豁免原则是以国家主权原则为基础的一个重要的国际法原则。学界对国家豁免原则存在两种争议观点，一是绝对豁免理论，二是限制豁免理论，我国已显现限制豁免理论的趋势。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国家豁免原则，须明确界定其范围。在国家财产执行豁免，国有企业财产不应适用该豁免。

[关键词] 国家豁免 国有企业 国家财产执行豁免



一、国家豁免原则概述
（一）国家豁免原则的历史沿革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是国际法上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同时又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尽管在范围和程度上有所争议，但国家及其财产享有免予被审判和执行的管辖豁免特权是国际法上公认的一项普遍原则。最先出现的是绝对国家豁免理论，认为对外国国家及其财产，无论该外国从事的行为性质如何，除非该外国放弃豁免，应一律给予豁免。在国际实践上，从1668年出现第一个承认外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权的判例后，19世纪初西方国家间相互给予管辖豁免的惯例逐渐形成，当时美国和英国是实行绝对豁免的典型。可以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前，绝对主权豁免理论几乎为所有西方国家所支持，并在司法实践中广泛采用。从20世纪30年代起，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国家的经济职能不断加强，绝对国家豁免理论开始受到挑战。二战后，国家逐渐参加了在19世纪以前属于私人经营范围的事业、企业及活动、交易，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所特有的政府控制经济的模式及世界范围内的国有化浪潮，使得政府频繁地与外国私人或公司进行商业交易，政府及其分支机构名下的财产大量参与国际经贸活动。从而国际经济贸易纠纷中逐渐出现国家与私人之间的矛盾，在发生争议时国家豁免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事各国关注的焦点。西方法院对外国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加以限制的案例也逐渐增多，系统地形成了限制豁免理论。
（二）有关国家豁免原则的理论争议
对于国家豁免原则，在理论上存在两种观点。一是绝对豁免理论，二是限制豁免理论。绝对豁免一般被认为国家豁免原则是国家主权原则的派生原则。王铁崖先生所编著的《国际法》对该原则是如此定义的:“国家主权豁免是指国家主权和国家平等原则不接受他国管辖的特权。国家主权豁免是国家平等的必然结果，因为按照‘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的格言，任何国家不能对其他主权国家实行管辖，同时国家独立和国家尊严也是国家豁免的基础。”因为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都是最高的，所以国家与国家之间是平等，为了达到平等的“对等对待”，同样又要求一国在另一国没有对其财产实施管辖时不能对另一国的财产实施管辖。因此国家绝对豁免理论依据是绝对独立基础上的平等，其最终还是以绝对的独立为基础的。
限制豁免理论认为外国国家及其财产是否享有豁免权，应视其行使的职能而定，主张把国家行为按其性质或目的分为主权行为或公法行为和非主权行为或私法行为两类，前者在他国可以享有豁免权，而后者则不能享有。如今，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所特有的政府控制经济的模式及世界范围内的国有化浪潮，使得政府频繁地与外国私人或公司进行商业交易，政府及其分支机构名下的财产大量参与国际经贸活动，特别是国有企业大量参与涉外经济活动。在国际经济贸易纠纷中出现的国家与私人之间的矛盾，发生争议时则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事各国关注的焦点。按照绝对豁免理论，外国可以一方面在内国与内国私人或公司进行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交易，另一方面，却能够在纠纷发生时援引豁免来避免在内国司法当局面前被起诉或执行，从而逃避应负的经济责任，置内国私人或公司于不利地位，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限制豁免主义已成为国际上优势的理论。
（三）我国对国家豁免原则的立场
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关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法律，但在这方面有一些政策和立场。从1949年“两航公司案”和1978年“湖广铁路债券案”可以看出我国基本上是采取绝对豁免主义政策的，不过同时也赞成通过协议来消除各国在国家豁免问题上的分歧。 1991年第46届联大六委会上，我国政府代表进一步表明立场：“国家豁免是基于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的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国家财产的执行豁免是一项久己确立和公认的原则”，同时我国代表重申：“为了维护和促进国家间正常的往来和经贸关系，可以就国家豁免制定一些例外的规定。然而考虑到国家豁免原则的性质和内涵，这些例外必须限于实际需要的某些情况而保持在最低限度上。” “我们承认和尊重国际上已存在着关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两种不同的主张和实践，我们认为这两种不同的主张都有合理的内核”。我国政府在国际会议上在表明“国家豁免是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同时，又表示可以“就国家管辖制定一些例外的规定”，“为私方当事人提供公平合理的救济”，限制豁免主义“也有合理的内核”，可见我国政府的立场已经开始从绝对豁免主义的立场上缓和，体现了限制豁免主义的趋势。实际上，我国似乎也没有从绝对豁免论中受益。限制豁免论本身是伸缩性非常强的概念，留下很大的回旋余地，我们完全可以结合自己的国情和现状加以接受。
二、国家豁免的范围
（一）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
在国家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多数国家主张国家与国有企业责任独立，国有企业之间责任独立。例如，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第1610条对外国国家财产与外国机构或部门(包括国有企业)的财产做出明确区分，并规定不允许用某一机构或部门的财产对另一无关机构或部门的判决进行清偿。法国最高法院1988年在“罗马尼亚海运公司诉伯纳马尔航海公司案”判决中也采取同样的立场，法院认为，不能仅仅因为是社会主义国家，就用某一国有企业的财产来清偿另一国有企业的债务。美国学者费里德曼在对各国国有企业的现状及立法进行广泛研究与比较的基础上，将国有企业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由政府部门控制的企业，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属于国家行政机构的一部分;二是由政府机构通过法令或规章成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共企业;第三种是国家部分或全部控制的商业公司，这种国有企业与一般的商业企业难以区别。第一种类型的国有企业没有独立的法律人格，没有独立的财产，属于国家主权机构的组成部分，其地位显而易见。而另两类国有企业是国家全部或部分出资成立的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企业，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是资产投资者与企业财产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公司化的国有企业就是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
就我国的实践而言，则是由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机构代表国家向国有企业投资，最终形成国有企业的财产权。因此，两者在产权上应是各自独立的。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责任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财产的独立，必然导致各自责任的独立。因此，对于具有独立法人人格的国有企业的商业交易行为，国家对其不承担无限责任，更谈不上由另一不相关的国有企业对此承担任何责任，这是多数国家立法与司法实践采取的做法。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历史上及现行国内立法对国家与国有企业产权关系的模糊界定可能导致外国法院作出对我国不利的判决。南非法院曾以山西明迈特公司与海南洋浦公司都属由国家控制的企业为名，认定两者为联营公司，由此推断“恒裕”轮是联营船舶，并据此扣押“恒裕”轮。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民法通则》、《公司法》均对国家与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作出界定，但其中的规定呈现出相互矛盾、界定模糊的弊端。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2条规定，企业的财产属于全民所有，国家依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授予企业经营管理权。而《民法通则》第41条又承认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法人资格。这让人很难理解一个没有独立财产所有权的企业如何具备真正独立的法律人格。此外，《公司法》第4条在规定一般公司享有法人财产权后，又规定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实际上仍没有摆脱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桎梏。如果这种立法状况不予改变，我国在国有企业涉外诉讼中仍难免处于被动局面。结合我国目前国有企业改革的现状，行政权力对国有企业的干预仍然存在，不可避免会造成国家和国有企业法律关系模糊，尽快实行彻底的政企分开应是我国改革与立法的当务之急和解决问题的根本。
（二）国家豁免范围的界定
虽然限制豁免已为许多国家所接受，但是在什么范围内限制，以什么标准来规范国家不得援引豁免，在国际上是有不同主张的。限制豁免理论把国家行为分为主权行为和非主权行为进行区别对待。即使是我国这样的坚持绝对豁免的国家也严格区分国家行为、财产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或公司的私法行为和财产，对后者不主张也不要求在外国享有司法豁免权。因此，当前国家豁免理论争论的焦点不是国家豁免应不应受限制的问题，而是哪些行为应受国家豁免，即主权行为和非主权行为的划分标准问题。主张限制豁免的国家一般都主张把国家行为分为两类:一类是主权行为（统治权行为），一类是商业交易行为（管理权行为）。并认为主权行为一般包括国家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行为；商业行为主要包括国家的经济、商业和贸易行为。对于外国国家的主权行为给予豁免，对于外国国家的商业交易行为不给予豁免。但是实际操作中如何界定国家行为属于其管理行为还是商业行为是有困难的。因为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而各国的实践也不一致。有的国家以行为的性质为标准来判断。如英、美、加拿大等国的立法都强调以行为性质作为判决其是否属于商业交易行为。外国政府为武装力量或为建造政府建筑物而签订的合同及购买必需品或设备合同构成商业合同，同样，签订有关维修大使馆馆舍的合同也是如此，即使这些合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公共职能，也应视为商业合同。另外一些国家主张以行为的目的作为标准来判断国家行为是否属于商业行为，例如国家为救灾目的而购买的粮食就应排除这种属于商业交易行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主张此说。最终，国际法委员会平衡了两说，采取了将性质作为主要标准，将目的作为辅助标准的规定。因此，国有企业在进行国际民商事交往中，只要符合性质和目的说，就可以豁免；同样，非国有企业在国际民商事活动中，只要其性质或目的符合国家行为（如国家授权），同样应给予豁免。
三、国家财产执行豁免
（一）国家财产执行豁免概述
国有企业由于其自身性质与行为的复杂性及其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其在执行方面也呈复杂局面。国家财产执行豁免是指一国财产免于在另一国法院诉讼中被采取包括扣押、查封、扣留和执行等强制措施属于国家豁免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对一国财产采取强制措施直接关乎国家的重大利益，如果单方面执意对外国国家财产采取强制措施，本国国家财产在外国也难以得到保护，甚至可能由此影响到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因此，各国对此均采取谨慎的态度。联合国在1991年《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条款草案》第18条规定，不得在另一国法院的诉讼中采取针对一国财产的强制措施，除非:(1)该国明示同意;(2)该国已经拨出或专门指定该财产用于清偿该诉讼标的的要求;或(3)该财产在法院地国领土上，并且被该国具体用于或意图用于政府非商业性用途以外的目的，而且与诉讼标的的要求有关，或者与被诉的机构或部门有关。在2000年对该草案重新讨论过程中，又出现将强制措施分为判决前与判决后两种，对于判决前的强制措施予以更多限制的备选案文。此外，在两次草案案文中都提到对诸如用于(或意图用于)使、领馆等外交用途、军事目的的财产，中央银行的财产及文化遗产等特定种类的财产不得采取强制措施。这些都反映出条款草案对国家财产强制措施的实施采取严格限制的态度。
（二）国有企业财产不能适用国家财产执行豁免
上述对国家财产执行的豁免是否可以适用于国有企业的财产呢?一般来说，国有企业非经授权行使国家主权权力，不是国家豁免的主体，其财产也不能享有执行豁免。国际法之所以对国家财产进行强制措施豁免的保护，主要因为国家财产在一定情形下关乎一国主权职能的行使，而作为独立法人实体，国有企业财产在性质上与以国库或国家财政收支形式表现出来的国家财产是有区别的，在商业交易中，它与一般私法主体的财产没有本质区别，与国家主权职能无关。在司法实践中，多数国家法院都对国有企业财产与国家财产加以区别，一般否认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享有财产执行豁免权。这在一些国家的国内立法与国家间的双边条约中均有反映。将国有企业的财产与国家财产进行区分是正确的，应当注意，这种区分不仅体现在是否享有执行豁免权上，另一方面也应反映于采取强制措施的过程中，即一旦国家财产在某些情况下不能援引执行豁免，不能牵涉到国有企业的财产。联合国草案案文中提到，对用于商业用途的国家财产采取强制措施，该财产应与诉讼标的的要求有关，或者与被诉的机构或部门有关。这里要求被执行财产应与“被诉的机构或部门”有关，可以认为是区别国家财产与国有企业财产的依据。笔者认为，在实践中不能以对国家的诉求转而执行该国国有企业的财产，也不能将国有企业的责任转嫁于对国家财产的执行上，更不能因此对另一不相关的国有企业财产采取强制措施。
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问题是国际法中尚处于不断演变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领域。对此，我国一方面应积极参与有关公约的起草与订立，把握该领域新的发展动向，及时反映我国的立场;另一方面，也应尽快制定相关的国内立法，加强国有企业改革，使我国法院在处理外国国有企业涉诉案件中有法可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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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梁淑英：《浅析国家豁免的几个问题》，载《政法论坛》，2000年第2期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保险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指导原则》的通知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各保险公司：
为防范经营风险，建立健全保险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促进保险事业稳步、健康发展，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了《保险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指导原则》。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并于10月31日之前将内部控制制度报送我会备案。在执行过程中遇有问题，请及时向我
会报告。
特此通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公司法》、《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为了加强管理，防范保险风险，保证保险市场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特制定本指导原则。
第二条 内部控制是保险公司的一种自律行为，是公司为完成既定工作目标，防范经营风险，对内部各种业务活动实行制度化管理和控制的机制、措施和程序的总称。
保险公司应当建立科学、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第三条 本指导原则是对保险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基本的要求，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的保险公司。

第二章 内部控制建设的目标和原则
第四条 保险公司内部控制应达到以下目标：
（一）确保国家保险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执行和实施；
（二）保证保险公司董事会（国有独资保险公司的出资人）谨慎、稳健的经营方针能够贯彻执行；
（三）识别、计量、控制保险业务经营风险和资金运用风险，确保公司稳健运营；
（四）保证公司资产的安全，各项报表、统计数字的真实和及时；
（五）偿付能力符合监管要求；
（六）提高工作效率，按质按量完成公司的各项既定工作任务。
第五条 在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方面，保险公司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保险公司在制订内部控制制度时，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及有关行政规章的规定，不得与之相抵触。
（二）有效性原则，保险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及其各项措施应符合本公司实际，确保有关制度有效执行。
（三）全面性原则，保险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应覆盖公司各个业务管理流程和环节、各个业务部门和岗位。
（四）系统性原则，保险公司应把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对待，注意各项制度之间的协调和衔接，避免产生矛盾和冲突。
（五）预防性原则，保险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重在预防，防患于未然，避免、防范或减少经营风险。在设立新机构和开办新业务时，应当树立内部控制优先的思想，首先建立完整的规章制度，采取有效的内部控制措施。
（六）制衡性原则，保险公司的组织机构、管理部门和业务管理岗位应相互监督、相互制约。

第三章 内部控制的要素
第六条 保险公司内部控制系统应当包括：组织机构系统、决策系统、执行系统、监督系统、支持保障系统。
第七条 保险公司的内部控制与制约机制应当包括以下要素：
（一）组织机构控制；
（二）授权经营控制；
（三）财务会计控制；
（四）资金运用控制；
（五）业务流程控制；
（六）单证和印鉴管理控制；
（七）人事和劳动管理控制；
（八）计算机系统控制；
（九）稽核监督控制；
（十）信息反馈控制；
（十一）其他重要业务和关键部位的控制。

第四章 组织机构系统
第八条 保险公司机构设置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规定，坚持合理、精简、高效的原则。
第九条 保险公司应依法建立、健全董事会和监事会，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董事会、监事会和总经理的职责，确保其切实履行法定职能。
第十条 保险公司的岗位设置应遵循相互监督、相互制约、协调运作的原则。
第十一条 保险公司各个部门和业务岗位应明确职责，权责一致，逐级负责；实行目标管理，制定规范的岗位责任制度、考核标准和管理措施。
第十二条 保险公司应当制订回避制度和重要岗位轮换制度。

第五章 决策系统
第十三条 保险公司应建立、健全决策系统，完善决策程序，避免、减少决策失误。
第十四条 保险公司决策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民主性原则，保险公司决策机构在进行决策活动时，应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
（二）公开性原则，在保护商业秘密的前提下，保险公司应提高决策，特别是决策程序的透明度，保证决策程序的合法性和公开性；
（三）效益性原则，保险公司在进行决策活动时，应注重决策对公司效益的影响，注重考虑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
（四）科学性原则，保险公司应建立决策咨询委员会，听取专家的意见与建议，确保决策的科学性。
第十五条 保险公司董事会应依法建立和保存原始的、完整的会议记录。
第十六条 保险公司应当建立决策评估机制，实行决策责任人负责制度，对决策结果应有责任追究制度。
第十七条 保险公司应实行一级法人管理体制，建立统一授权经营制度。保险公司对分支机构的授权应采取书面形式。

第六章 执行系统
（一）保险业务控制
第十八条 保险公司应制定关于保险产品开发的管理制度，定期对保险条款、保险费率及其实施办法进行清理。
第十九条 人寿保险公司应建立规范的精算制度，配备合格的精算人员。
第二十条 保险公司条款、费率、保险凭证格式以及业务宣传材料的设计、开发，应当有法律专业人员参加。
非经总公司授权，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不得自行拟订保险条款、保险费率。
第二十一条 保险公司的业务宣传材料应由总公司统一审核、统一印制。
第二十二条 保险公司应建立科学完善的核保、核赔制度，形成一套岗位明确、权责分明、分级负责、互相制约、规范操作的承保、理赔业务管理机制。
第二十三条 保险公司应配备专职核保、核赔人员，并建立对核保、核赔人员的评聘、考核、奖惩制度。
第二十四条 实行承保与理赔职责分离、展业与核保相分离以及独立的核保、核赔制度。建立承保和理赔的分级授权制度，规定各级承保和理赔人员的授权范围及其职责。
第二十五条 保险公司应加强对服务质量的规范管理，制订业务操作标准和服务质量标准。
第二十六条 建立、健全保险代理的管理制度，加强对本公司保险代理业务的监督和管理，制定统一的代理协议文本，建立、健全保险代理人档案，定期对代理人进行业务培训与考核。
第二十七条 保险公司应建立保险风险分摊机制，及时、足额进行分保，以分散风险。
（二）保险单证、印鉴控制
第二十八条 保险公司应切实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关于保险单证管理的规定，制定严格的保险单证的印制、保管、领用、报废和核销管理制度。
第二十九条 保险公司应指定专人负责保险单证的管理，实行保险单证统一印制、统一编号、统一发放。在印制保险单证时，应统一格式和规格，采取严密的防伪措施。
第三十条 保险公司应加强对各类印章的管理。各类印章应统一规格、统一刻制，明确各类印章的使用范围，建立严格的印章使用审批和登记制度，严防私刻、偷盖公司印章。
（三）资金运用控制
第三十一条 保险公司应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并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关于资金运用的管理制度，确保公司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
第三十二条 保险公司的资金管理应实行“高度集中、分类管理”的原则。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应当建立投资决策体系、资金调度体系、投资风险管理体系（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计量和风险控制等内容）以及资产管理体系。
第三十三条 保险资金运用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规定，不得超出规定的范围和比例。
保险公司的投资业务管理应当与保险业务管理分离，实行专家理财。
（四）财务会计控制
第三十四条 保险公司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保险公司会计制度》、《保险公司财务制度》，结合本公司具体情况，制定本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
第三十五条 保险公司应单独设立财会部门，配备专职财会人员。会计财务处理必须实行岗位分工，明确岗位职责，严禁一人兼岗或独自操作全过程。财会岗位实行定期或不定期轮换或交流。
第三十六条 保险公司应保持完整、准确的会计记录，及时、完整、准确地提供会计信息，建立、健全财务会计系统。
第三十七条 保险公司会计部门应妥善保管现金、有价证券、空白凭证、密押、印鉴等，防止遗失或被盗。
第三十八条 保险公司应根据有关规定，设立账簿，设置会计科目，使用统一规定的会计科目编号。
第三十九条 保险公司应加强对资金的统一管理，严格控制费用开支，实行财务双签制度。
第四十条 保险公司应定期核对现金和银行存款账户，保证现金和银行存款的安全。
第四十一条 保险公司应建立财务负责人委派制度，对财务负责人实行下管一级，保障财务负责人依法行使财务监督权。
第四十二条 保险公司应加强对固定资产规模的控制，确保公司具有充足的偿付能力。

第七章 稽核监督系统
第四十三条 保险公司应建立独立的稽核审计部门，制定完善的稽核审计制度，配备一定比例的专职稽核审计人员。
第四十四条 保险公司的稽核审计部门应实行垂直管理体制，总公司稽核部门直接对公司董事会或法定代表人负责，确保其独立行使职权。
第四十五条 保险公司应每年至少对系统进行一次全面的或专项的内部稽核。
第四十六条 保险公司在进行内部常规稽核的同时，应对重点业务、重点部门、重点机构进行专项稽核。对于稽核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向公司董事会或法定代表人提交书面报告，并通过后续稽核的方式，再次稽核其发展变化情况。
第四十七条 保险公司应建立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重要岗位人员的离任审计制度。

第八章 支持保障系统
（一）计算机信息系统控制
第四十八条 保险公司应设立计算机业务管理部门，建立计算机管理制度，加强对计算机应用的风险控制。
第四十九条 保险公司应对计算机系统的项目立项、设计、开发、测试、运行和维护实施严格管理，明确划分软件设计、业务操作和技术维护等各个方面的责任。项目的立项、设计应当严格执行申报审批制度。在系统开发时，应符合国家以及保险行业有关标准的要求，编写完整的技术
资料，注意系统的安全性和保密性。在系统投入运行前，应进行测试和验收。
第五十条 保险公司应建立计算机系统管理员制度。
第五十一条 保险公司应建立计算机安全管理制度，配备专门的计算机安全管理人员，定期对公司的计算机系统安全问题进行检查。对系统数据资料应当采取加密措施，建立备份，异地存放。对计算机系统采取口令管理和权限管理，用户使用的密码和口令应定期更换。
第五十二条 保险公司应建立信息统计系统，建立完整的信息资料系统，保证重要信息能够得到及时反馈。
第五十三条 保险公司应配备专职信息统计人员，采取科学有效的统计方法和手段，确保信息统计的及时性、准确性、真实性。
（二）行政、劳动人事系统控制
第五十四条 保险公司应建立、健全各项行政管理制度。
第五十五条 保险公司应建立规范的档案管理制度，配备专职档案管理人员，对公司各类档案进行科学管理。
第五十六条 保险公司应建立规范的劳动人事管理制度，对公司工作人员进行考核、调配、任免、奖惩。

第九章 内部控制制度的管理与监督
第五十七条 保险公司应建立内部控制制度建设领导组织。保险公司的稽核部门是综合管理和评价内部控制制度的职能部门。
第五十八条 保险公司应定期对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进行自查，建立科学的内部控制制度评审机制，及时发现问题，不断加以完善，实现内部控制的目的。
第五十九条 保险公司应当通过培训、考试、考核等方式，确保公司员工理解和执行有关内部控制制度。
第六十条 保险公司在建立内部控制制度时，应结合相关的奖惩机制，促进内部控制制度的落实执行。
第六十一条 保险公司应对本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进行汇编，便于工作人员掌握和执行。
第六十二条 各保险公司应将本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报送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备案。
第六十三条 中国保监会有权对保险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必要时，中国保监会可委托有关部门对保险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进行评估。
第六十四条 中国保监会将把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作为审批保险公司和分支机构、确定保险公司经营区域和业务范围、对保险公司进行评级的一项重要考核指标和条件。

第十章 附则
第六十五条 经批准在华设立的外国保险公司分公司，参照本指导原则执行。
第六十六条 各保险公司应根据本指导原则，结合公司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实施意见。
第六十七条 本指导原则由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六十八条 本指导原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1999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