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的几点思考

魏晓军


　　刑事和解，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加害人)能积极主动地向被害人认罪、道歉，并愿意对被害人给予经济赔偿，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在取得被害人谅解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或者给予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法，包括经济赔偿和解和刑事责任处置两个程序过程。其目的是弥补被害人受到的伤害，被害人在精神和物质上可以获得双重补偿，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而加害人则可以赢得被害人谅解和改过自新、尽快回归社会的双重机会。正确运用刑事和解是检察机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自身职能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各级检察机关都在积极探索和实践，但刑事和解也面临着众多疑惑，笔者结合工作实际，谈几点粗浅的认识和思考
　　一、审查起诉阶段办理刑事和解案件的基本情况   
　　目前的刑事和解，主要是围绕民事赔偿展开的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的和解、协商和交易过程，准确地说，应该称为民事和解加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把民事和解当作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或建议公安撤案或建议法院从轻减轻处罚的一个情节，在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有如下特点：    
　　1、适用和解案件比例较少。在刑事和解案件中，最花时间和精力的就是做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沟通协调工作，很多案件往往是检察机关花费了大量的人力时间和精力，但往往得不到双方的信任，并有可能引起一方或双方的误解，认为是在包庇袒护另一方，导致和解失败，仍按普通诉讼程序进行，吃力不讨好，由于上述原因，检察机关承办人往往不愿意做刑事和解工作，而是选择按普通程序提起公诉。     
　　2、处理和解案件的时间较长。由于被害人与加害人就赔偿数额达成一致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及过程，有时对已商定好的赔偿数额会反悔，反反复复，使得办案时间普遍较长。       
　　3、和解案件在处理方式上不平衡。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刑事和解尚处于探索过程中，各地适用刑事和解的模式不同，表现在经济赔偿和解和刑事责任处置两个程序上。在经济赔偿和解中，有的检察机关不参与和解，完全由双方当事人自行解决，有的则主持和解，有的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和解。在刑事责任处置上，有的在双方达成和解后作出相对不起诉，有的建议公安撤案，有的建议法院从轻减轻处罚。    
　　二、在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面临的实践难题      
　　1、检察机关的思想认识不统一。刑事和解与否成为同类案件同类情节在审查起诉阶段处理上不同的关键，有的检察人员认为与罪刑法定原则有冲突，我国刑法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由此可见，是否要依法追究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应该以其是否达到法律规定的追责条件为依据，而不是以受害人与犯罪嫌疑人是否达成和解为依据，“和解”并不是可以作出撤案或不起诉决定的法定充要条件。而公诉案件是国家追究犯罪的行为，是不是犯罪、怎么追究、是否追究，不以被告人认罪为前提，也不以被害人的原谅为前提。二是容易伤及法律的权威，因为和解以后，同样的案件可能会出现明显的不同处理，这有违刑事法同等对待的原则，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的印象，最终会影响长久的和谐，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2、检察官角色难定位。检察官们普遍对于如何摆正自己在刑事和解中的角色感到困惑。一方面，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精神的指引下，检察官有积极推动刑事和解工作的愿望；而另一方面，检察官所担负的代表国家追诉犯罪的职责又与其在刑事和解工作中的息讼做法相矛盾。鉴于检察官主持和解与其作为追诉者的身份不符，可能导致当事人产生抵触或者猜疑心理，而且检察官主持和解可能使双方的协商受到来自检察官方面的压力，不利于确保和解协议的达成反映双方的真实意愿，比如加害人可能担心不接受被害人的漫天要价会受到检察官的不利对待；被害人则可能担心拒绝与加害人协商，会使检察官做出对其不利的处理。承办人普遍对于主持和解持慎重态度。   
　　3、刑事和解案件的办理与审查起诉期限及办案人员紧张相矛盾。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期限一般只有一个月，而刑事和解程序一般要经过告知、和谈、签署协议、履行协议、审批、经科室及检委会讨论、作出处理决定、宣布等环节，每个环节都要耗费一定的时间、精力，从而使办案周期拉长，所花费的精力增多，这些都是检察人员不愿意启动刑事和解程序的重要原因，并直接影响刑事和解的适用率。  
　　4、和解确定的解决方式单一。从司法实践看，经济赔偿成为刑事和解的唯一解决方式。经济赔偿虽能在一定程度上能补偿被害人的物质、精神损失，但被害人的精神抚慰并不全能由经济赔偿代替，经济赔偿是否到位从实质上决定着刑事和解能否达成，从而在社会上容易造成刑事和解就是“赔钱免刑”或“拿钱买刑”的印象。这种单一的“以偿代刑”方式，易使一部分有钱人凭借刑事和解逃避刑事责任，使无赔偿能力的人无法选择刑事和解程序，影响法律的公平正义。     
　　5、缺乏社区矫正工作的参与。现行和解机制中没有社区代表的参与，检察机关注重的是加害人是否履行了和解协议，即是否赔付被害人经济损失，而受损社会关系的修复、加害人的矫正和回归则往往不是检察机关一家所能办到的。这无疑背离了刑事和解的另一价值追求——实现犯罪者的重返社会。
　　三、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程序的探索     
　　1、人民调解委员会参与刑事和解案件，作为调停人。我国的《宪法》第１１１条第二款规定规定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具有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能。“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检察机关充当调停人不但案多人少、期限紧张的矛盾更加突出，而且可能会引起双方当事人的误解，而人民调解委员会正是最佳选择，人民调解委员会充当调停人有利于公平公正和高效快捷地处理案件。
　　 2、社区矫正工作的参与。在刑事和解案件办理过程中，由于条件限制，有些刑事和解的案件并不能马上达到预期的效果，有的社会关系需要慢慢恢复，有的违法行为需要慢慢矫治，有的可能需要社会帮助，在整个刑事和解的模式和程序中，检察机关不是惟一的，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需要整合社会资源，刑事和解必须增强社区的参与力。恢复性司法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就是实现犯罪者的重返社会。故实施恢复性司法程序后，必须关注犯罪者的矫治和回归工作，社区、学校、单位、家庭等各方要积极参与，必须注重恢复环境的建设，不能出现一“放”了之的倾向。目前，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正在进行尝试，在不同社区中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工作人员可作为代表社区利益参与刑事和解的代表人，并由其监督犯罪人按照刑事和解协议中的约定，进行社区公益活动，在社区工作人员的监督下，美化公共环境、开展公益事业及服务社会福利机构等，或在犯罪人违反刑事和解，逃避责任的情况下，代表社区向检察院提起申请，要求裁决撤销原刑事和解协议，按普通诉讼程序进行。      
　　3、和解内容多样化。经济赔偿应该成为通常的方式但不是必须的方式，赔偿数额参照轻伤自诉案件，明确赔偿范围，确定一个具有伸缩性的赔偿额度范围。除赔偿损失外，增加其他处置手段。笔者认为，应该从立法上增加非监禁化处置措施，如训诫、具结悔过、社会帮教、劳动赔偿、社区公益劳动等，以供刑事和解适用。对于加害人无赔偿能力的，可以适用劳动赔偿令，选择直接为被害人劳动或是参加一些有偿劳动获得的报酬全部支付给被害人的方式进行和解，这样保证给每个情节轻微的加害人同样的和解机会，保证公平公正，以防止社会上认为的刑事和解是“赔钱买刑”的错误观念的形成。    
　　4、采用听证会的形式，保证和解程序的公开透明，防止权力的滥用。由案件主办人员主持，加害人及其代理人、监护人和亲属，受害人及其代理人、监护人、亲属，加害人生活社区或就读学校人员、工作单位人员参与，公开听取加害人、被害人、代理人及相关部门等人员的意见，并允许关注案件的群众进行旁听和监督，然后进行协商。符合条件的，制作刑事和解协议书，在主办人员的监督下，双方签字生效，以增加刑事和解程序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推进侦查监督工作又好又快的发展
关键在于要努力提高侦查监督人员的五种能力
河北省保定市检察院 朱庆昌 韩秀峰


党的十七大对“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行了全面部署。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在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中处于重要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我近年来从事刑事检察工作的实践看，侦查监督部门要认真贯彻十七大精神，充分发挥在依法治国中的职能作用，为检察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关键在于要努力提高五种能力，即：及时准确地打击犯罪，提高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的能力；敢于监督、善于监督、规范监督，提高严格执法的能力；努力化解矛盾纠纷，提高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正确执行法律和刑事政策，提高依法办案、依法监督的能力；探索侦查监督规律，提高在创新中加强业务建设的能力。
一、及时准确地打击犯罪，提高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的能力。通过打击犯罪来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这是检察机关的第一位任务。侦查监督检察人员必须牢固树立服务大局意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保一方平安为己任，真正做到了解大局、胸怀大局、服务大局，找准在大局中的位置。侦查监督检察人员必须牢固树立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到不误时机，不误战机。侦查监督检察人员必须牢固树立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意识，潜心学习理论、学习法律、学习业务、学习政策，不断自我完善，永立时代潮头，严格把好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适用法律关。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做到打击犯罪的及时、准确。
二、敢于监督、善于监督、规范监督，提高严格执法的能力。作为侦查监督部门来讲，敢于监督就是要求侦查监督部门正确处理与侦查机关的关系，严格执行法律规定，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让步。工作中做到“五不”：讲法律不讲面子，不为钱色所动，不搞亲亲疏疏，不感情用事，不怕失去“人缘”。善于监督就是要求侦查监督检察人员提高自身素质，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克服监督观念上跟不上时代步伐，工作方法上陈旧，缺乏开拓创新精神等问题；提高政策理论水平，克服检察业务不熟，法律法规知识欠缺，想搞好监督却达不到效果等现象；牢固树立责任意识，克服自身能力低，想监督但无能力、无方法、无手段等“瓶颈”。规范监督就是要求侦查监督检察人员必须严格按照规范的侦查监督运行程序进行监督，克服在监督内容、方法上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要根据侦查监督不同的环节、内容、要求和目的所制定的各项制度，如提前介入制度、审查批捕制度、引导侦查取证制度等，在每一个环节、每一项监督活动中都要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进行监督。
三、努力化解矛盾纠纷，提高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党的十七大要求“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因此，侦查监督检察人员在审查批捕工作中，要树立先进的执法理念，积极倡导和确立和平司法理念，慎捕少捕，有效教育挽救犯罪者，使其早日回归社会。化解纷争、减少对抗、促进和谐，力争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要正确认识为谁执法，如何执法的问题。每位侦查监督检察人员必须时刻牢记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群众赋予的，真正做到“立检为公，执法为民”。不办关系案，不办人情案，不办金钱案，做到“请吃不到，送礼不要，说情无效”，自觉筑起一道抵御的坚固防线。检察官是治“官”之官，如果反腐败的人腐败了，不仅害了自己，而且损害了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的信任。侦查监督检察人员要做到廉洁自律，不徇私情，不能拿原则作交易，手下不能留情，以公平促正义，以公正促和谐。在涉检访工作中，要常怀为民之心，常思为民之策，常记受民之托，常行为民之举。要带着对党负责的责任、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带着践行社会和谐的使命，释法说理，疏通矛盾，解决问题，努力做好息诉罢访工作。
四、正确执行法律和刑事政策，提高依法办案、依法监督的能力。侦查监督检察人员能否正确执行法律和刑事政策，直接影响到所办案件的质量。案件质量是侦查监督工作的生命线。侦查监督检察人员，要严格把握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法律关和程序关。工作中强化对证据的审查、鉴别，坚决排除非法证据。重视审查逮捕中，讯问犯罪嫌疑人和询问主要证人等决定案件罪与非罪证据的复查工作。切实贯彻《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坚持逮捕案件质量分析制度，及时发现问题，查找原因，提出提高逮捕案件质量的意见。把好批捕质量关，也是落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前提和要求。正确执行法律和刑事政策，是相辅相成的。要合理正确的处理案件和科学适用刑罚，在熟悉和掌握法律的同时，强化掌握和应用刑事政策的能力，完成好在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审查逮捕任务。
五、探索侦查监督规律，提高在创新中加强业务建设的能力。近年来，侦查监督检察人员广泛开展了侦查监督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拓展侦查监督领域，加大监督力度的任务仍很艰巨。当前，侦查监督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主要是侦查监督滞后；侦查监督方法单一；侦查监督法律效果不理想，纠正违法软弱无力；侦查监督内容不全面；检察机关内部配合不紧密。因此，要求从事侦查监督检察人员，在工作中应当对侦查监督规律进行大胆探索和创新，转变监督理念，构思加强侦查监督方法和机制。我们要通过引导侦查取证，规范侦查监督运行程序，促进侦查监督工作。理顺内部关系，建立大侦查监督格局和同步监督机制。积极加强与各方面的联系与沟通，努力促成通过立法的形式，确立和提升检察机关作为侦查监督主体地法律地位，赋予检察机关对重大侦查行为的审查决定权，规范适时介入侦查、引导侦查取证，明确监督的法律后果和制裁手段等一系列关系中国特色检察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