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釜山法院首例判决认定“对变性人实施性侵犯”成立强奸罪

引 言

丈夫使用暴力胁迫妻子发生性行为是否构成强奸罪？对户籍为男性的变性女性实施强奸是否构成强奸罪？韩国釜山法院分别于2009年1月16日和2009年2月18日对上述两个问题作出了肯定性的判决认定。

一、韩国釜山法院首次判决认定“对变性人实施性侵犯”成立强奸罪

2008年8月31日28岁的申某潜入釜山津区变性人金某(58岁)家中使用凶器抢得10万韩元并涉嫌强奸被逮捕，检方以违反性暴力犯罪和受害者保护法律(侵入住宅强奸)提起诉讼。检方最初基于男性间性侵犯不宜适用强奸罪的考虑，而以特殊强盗和强制猥亵罪名进行起诉，后经与审判机构协商，变更为侵入住宅和强奸罪提起诉讼，并建议判处5年徒刑。
2009年2月18日，韩国釜山法院第五刑事部(高宗周部长法官)判决涉嫌侵入住宅偷窃财物并对50多岁的变性女性金某(户籍为男性)实施性侵犯的申某(29岁)强奸罪名成立。这是韩国法院认定对变性人实施性侵犯成立强奸罪的首例判决。此前该法院曾于2009年1月16日判决韩国内首例“婚内”强奸罪名成立。 釜山法院第五刑事部判决A某(29岁)3年有期徒刑，缓期执行4年，并提供120个小时社会服务。
韩釜山法院第五刑事部判决认为：被害人从小就以女性身份生活，1974年在其24岁时确诊为性转换症并接受了变性手术，被害人与知道其变性事实的男性曾共同生活了10年时间，而且被害人对其作为女性的生活方式感到满意，法院基此认定该被害人符合《刑法》规定的强奸罪客体“妇女”的要件，并作出上述判决。被害人尽管在户籍上仍属男性，但这只不过是出生当时未考虑“性”归属感而申报的“性别”，因此很难认为该“性别”就表明被害人最终确认的实质的真正的“性别”。在认定变性人成为性犯罪被害人时，与户籍上的性别相比，在被害人具备经公认程序接受变性手术并在相当长期间内以不同的性别方式生活要件情形下，首先要对被害人是否像普通女性一样可以与男性发生性行为，是否不存在“性自主决定权”认定等问题进行考虑。本案满足上述全部要件因而判定强奸罪成立。

二、韩国“变性人”法律性质认定的司法实践考察

韩国现行《刑法》规定强奸罪的受害者仅限定为“妇女”。韩国法院对针对“变性人”实施的犯罪的法律性质存在争论。
1996年，韩国大法院作出“变性人不属于刑法强奸罪规定的妇女”的判决。就是说对变性人实施性侵犯可以构成强制猥亵罪，但不成立强奸罪。韩国大法院的判决认为：“变性人”的性染色体为男性，与女性内外生殖器结构不同，不具备女性生育能力，变性人不属于刑法强奸罪所规定的“妇女”。 就是说对变性人实施性侵犯可以构成强制猥亵罪，但不成立强奸罪。
2002年，韩釜山法院第五刑事部高宗舟(音)法官基于变性人社会、心理性别考虑，接受了韩国内首例变性人户籍修正申请。该判决并得到了大法院的认可。
2006年，韩国大法院接受了变性人“变更户籍性别”申请，使变性人由此请求改变“民法上户籍”成为可能。
2009年2月18日，韩釜山法院刑事第五部的“对变性人实施性侵犯成立强奸罪“判决，使得从《刑法》上对“变性人实施性侵犯成立强奸罪”的认定成为现实。
也就是说，韩国司法实施对“变性人”实施性侵犯行为的认定经历了“变性人”不属于刑法强奸罪所规定的“妇女”，不成立强奸罪，只成立强制猥亵罪到认可“变性人”户籍修订申请，再至认定成立“强奸罪”逐渐予以认可的过程。

三、韩国媒体及社会团体对此主要评价

韩釜山法院第五刑事部的“对变性人实施性侵犯成立强奸罪”的判决再次引发人们“变性人”群体的关注和“是否应修改刑法强奸罪犯罪客体”的讨论。
作出该判决的韩釜山法院称，虽然有主张认为“变性人”不宜认为是强奸罪的犯罪客体，但这只是未对相关法理及本案实际情况进行考虑而想当然的抽象判断，对被害人女性性别没有疑问，那么被告人也毫无疑问侵害被害人的权利。法院同时对“变性人”群体面临的社会生活现状表示担忧，希望通过此次判决改变社会对变性人的偏见。釜山法院称该判决是对变性人处于社会偏见中孤单生活的一种告慰，变性人因生活方式不同于正常人而备受争议，希望变性人能基于自身“性的整体性”而过上合法平安有尊严的生活。“变性人”群体的“性整体性”困惑并非他(她)们的责任，他(她)们希望以新的“性别”生活的“真正的性”的主张也并不违反公序良俗或社会秩序。而且由于社会的偏见，使得变性人为避开人群，而主要选择在夜间场所工作，这只能使他(她)们的生活更为孤癖和孤单，这也是现今“变性人”要经历的不幸的主要原因。
韩国性文化人权中心咨询委员李恩禹称，釜山法院虽然以判决的形式给予了被害人的社会“性别”的尊重，但仅为保护女性而存续的强奸罪从某种角度来看仍是“家父长制”社会现状的反映，“变性人”无论如何仍将被视之为“变性者”，这同样值得关注和深思。
韩国GAY人权运动团体“朋友之间”2月18日对MTF变性人(身体属于生物学意义上的男性，但实质上是女性的人)实施性侵犯成立强奸罪的法院判决表示欢迎。
韩进步新党性整治企划团(准法人)2009年2月19日发表评论对韩国法院首例“对变性人性侵犯成立强奸罪”的判决表示欢迎。评论认为此前“变性女性”因不属于《刑法》强奸罪规定的“妇女”，在其受到性侵犯时不能认定为“强奸罪”受害者，而只能认定为强制猥亵罪的受害者。变性女性认定为强奸罪的受害者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对法院来说，作为国家机关在判断国民性别时首先不应只依靠出生登记的性别或居民登记性别而应基于对本人意思的尊重作出识别认定。其次，在对同性之间或变性人为对象而实施的性侵犯行为进行定性识别时，与受害程度或犯罪手段相比，更应对怀孕的可能性或社会一般观念予以考察关注。
韩国女性热线2009年2月19日发表评论称对该判决把变性人视为强奸罪的“妇女”表示欢迎。但评论对法院判决表示遗憾，评论称：以暴力或胁迫手段强奸妇女的应处以3年以上有期徒刑，同时犯侵入住宅罪的，应处以5年以上徒刑，对犯有特殊抢夺强奸罪的被告人不仅没有加重处罚，反而宣布缓期，对此表示遗憾。
此外，随着法院首例“对变性人实施性侵犯”构成强奸罪的认定，随着带来的问题是有必要对现行《刑法》规定的强奸罪进行修改。目前性暴力犯罪对象已经不仅仅再局限于女性，社会生活中对男性儿童实施的性侵犯案件发生率日趋增加，韩国现行《刑法》对男性与男性之间的性暴力行为根本未予规定，更不用说对男性与男性之间的性犯罪行为以强奸罪予以讨论了。韩军队中男性与男性之间的“变态爱情”稍有不慎就会受到刑事处罚的情形、不受法律保护的“强迫性同性恋”现象等诸多性暴力的法律处罚存在疏漏。韩自由先进党朴善永议员2008年11月提议通过“刑法部分修订法律案”的方式把强奸罪规定的犯罪客体“妇女”修改为中立性的“人”，并提议针对“强迫被害人观看性行为造成精神损害”的行为，新增处罚规定，目前该提案仍由国会进行讨论。
韩进步新党性整治企划团(准法人)2009年2月19日认为，无论何种情形下性暴力犯罪都是无法容忍的，同性之间或对变性人实施的性侵犯同样应受到惩处。釜山法院的此次判决在原则的坚守方面尤为值得称道。今后的课题就是推动把强奸罪的客体从“妇女”扩展为“人”。通过尽快修订法律，杜绝性暴力犯罪，营造正确的社会认识。
“韩国女性热线”2009年2月19日强调应尽早对强奸罪的犯罪客体仅限定为“妇女”的现行刑法予以修订，不管是受害人是女性、男性还是变性人，从受害者的立场来看均属于性暴力行为，都是侵害人权的行为。对于加害人来说，不管是性器官插入，还是用其它异物插入均应认定为强奸行为。为保护强奸犯罪受害者法律面前平等性，希望能继续就强奸罪客体扩大问题进行讨论。








　　　　　　　　　　　　　　工资改革尚需从长计议

　　　　　　　　　　　　　　　　　张喜亮

　　2012年10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表示将在第四季度制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此案立即引发舆论热议，一些人以知情专家的身份发表言论称，收入制度改革8年无果，缘自“权贵”、“垄断”、“既得利益”集团阻挠。一些媒体甚至以“《工资条例》夭折谁是幕后黑手”为题发表评论。笔者以为，“黑手”这样的提法及其论述的观点，实在是不够严肃，不利于社会的和谐。

　　从现在公布的情况看，无论是“工资条例”还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外界并不知情。其内容是什么，什么人在反对，为什么反对，反对了什么……，诸如此类都没有弄清楚，便因某知情人一说“垄断”者而义愤填膺，显然是不够严肃的。正是从道听途说的所谓“垄断”，便发表狂论：“由于垄断行业的垄断性，掌握着国家命运，也掌握着老百姓的命运。就拿老百姓的工资水平来说吧，明显的普通老百姓的收入低，可在垄断行业的高工资的参与下，增长了普通老百姓的工资，普通老百姓的工资‘被增长’，于是迷惑了公众的眼睛，更让普通老百姓吃哑巴亏。”这个评论者显然也不知道什么是“垄断行业”和“垄断性”，妄论“掌握着国家命运，也掌握着老百姓的命运”。“垄断行业”和“垄断性”怎么就控制了国家和百姓了呢？这样的评论，不可谓不负责任，客观上有制造社会对立之嫌。

　　众所周知，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目前我们社会分配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倾向，公民间的收入差距过大情况十分显著。有报导：股市改革创业板诞生三年，共制造出735位亿万富豪和2489位千万富豪，而散户股民则亏损30%不止。这样的分化确实令人发指，但是，至今我们还没有证据说明这些亿万千万富豪们的收入是违法所得。同理，那些所谓高收入的企业（笔者不想随意使用“垄断”这个专业术语）高管或员工，如果说他们的收入比较高的话，那么，首先要问：他们的收入违法了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并根据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显然，收入高者依法而高并非个人所为，无可厚非亦无可指责。笔者无意为高收入者们辩护，实际上也想对此进行一些反思。笔者以为，收入差距过大，甚至出现两极分化现象，罪不在高收入者，无论是企业高管还是员工个人。既然不是他们个人所为，他们又何必“夭折”工资条例或分配方案呢？

　　不可否认，高收入者是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然而，所谓既得利益者从来不是制度的制定者，在全社会制造对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无济于事。笔者赞成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制度的制定，每个人都有平等表达意见的权利，法律、政策、制度等等的制定过程需要更加公开，但是，使之满足每一个公民的利益诉求，那也是不现实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公平表现在每个公民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同时，每个公民也都有执行依照法律程序制定的法律、政策和制度的义务。如果人大代表不能有效代表我们的利益诉求，我们依法应当罢免之，如果我们的政府首长不能为人民服务，我们选举的人大代表也可以依照法律程序罢免之。工资条例或收入分配方案的制定，亦必须遵从这些程序而不是制造社会群体的对立。有人反对，有人赞同，有人弃权等等，都是正常的意见表达，公民的权利是平等的，对不同意见者以鼓噪舆论的方式大张挞伐也有违民主和言论自由的真谛。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现状，主要还是我们既往政策的必然结果。比如我们提倡“市场经济”、“效率优先”、“拉开差距”等等，这些提法不仅体现在政策中，甚至体现在法律里。加之执行者片面理解，问题就出来了。比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被理解为“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被取义为前半句而忘记了后半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被丢掉了“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等等。这是我们值得反思的，理论必须透彻才能感召人民而成为前进的动力。不容否认，前三十年的改革我们的措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效率”，但是，“公平”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了。今天我们必须严肃认真本着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总结经验教训，尤其要汲取教训。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必须从长计议，万不可操之过急。一个没有实质内容或弄些冠冕堂皇的口号，非但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且必定制度出新的矛盾。

　　据笔者调查发现，效益好的企业员工收入比效益不好的企业员工收入低，无论效益好或不好的企业内部之普通员工比高管们的收入低，倍受微词的央企高管收入比金融企业高管收入低，收入高的高管们比发达国家（甚至是不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高管收入低……。如此说来，所谓收入高与低，都是比较而言的，就看其参照系是什么。总体分析，笔者发现，综观全球，参照我们国家的GDP总量及其增长速度，我们国家各个群体的收入都不是高的。出现这个问题，还需要反思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执行的收入政策，政策的问题出自我们的收入或工资理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作为根本制度，其方向是共产主义。在通向共产主义的途中也一度臆造过共产主义。取消工资、取消商品等等，正是这样的理论，其实新中国的工资，一直是被作为生活费理解的。国家包揽一切福利，工资仅仅是日常生活绝对必要的费用，如果这个费用不足以维系生活的话，企业或国家会给予救助。改革开放前全国实行的“八级工资制”，完全是建立在生活费理论基础之上的。改革开放以后，实行了“工资刺激政策”，奖金作为职工收入的一部分纳入了工资，继而还有所谓“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以及“拉开差距”等等。然后就是物价的上涨，与此匹配又加入了“物价补贴”，再后来就是“以三铁精神砸三铁”、“车改”、“饭补”、“房补”、等等。突然一日，全部收入均属于工资，加收工资“税”，又搞捆绑变化为“个人所得税”等等。如此，今天我们职工的工资，也不知道是“收入”还是“所得”亦或是“报酬”。时至今日，关于“工资”这个问题，我们国家无论在理论上、法律上还是政策上都没有个准确的统一用词，更没有统一的定义。“工资”、“薪酬”、“报酬”、“收入”、“所得”这些有着严格区分的专业术语，皆被混为一谈。比如说央企高管，其收入明确是被定为“薪酬”的，——这里有薪的部分即工资，也有酬的部分即“奖励”。我们的所谓专家和舆论界却把这“薪酬”拿来与普通职工的“工资”进行比较，如此一来，巨大的差距便出现了；而高管“酬”的部分之“风险”扣除，却没有人理会了。我们不想为高管们的高“薪酬”的合理性作辩护，如果“酬”的部分在核定的企业职工工资控制的总额之中，显然有其不合理性，——因为其挤占了职工工资数额，如果“酬”的部分是从投资人收益支出则无可厚非，——与职工工资之间差距大小没有可比性。笔者认为，制定工资条例或收入分配方案，首先必须弄清楚工资或收入的概念。若究工资条例或收入分配方案缘何迟迟不能出台，根源在此而非谁反对或赞同。

　　我们所言收入高低、工资差距大小，也需要弄清楚标准。如果没有可比的标准或原则，这个问题将永远无法解决。比如，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工资究竟应当是生活费还是其他？从社会各界几乎没有哪个群体对其工资满意的现实来看，问题还是出现在我们的工资内涵上了。如果我们选择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话，那么，工资就应当是其劳动价值的价格表现，按照这个原则标准，我们国家各群体的现实工资都是低水平的（个别人的个别情况不在此列），与我们国家公布的GDP总量和增长速度相比，包括所谓高收入者在内的全体劳动者的工资都必须大幅度提高，——即便是超过公布的GDP总量与增长的速度也难以弥补欠账。如果选择既往的计划经济制度，所有的管理人员的工资都是过高的，必须减下来，——同时必须承受效率和破坏性的损伤。如果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笔者认为工资政策不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大幅度降低所谓高收入者的工资上，正确的选择只能是提高低工资者的工资。如此只需要修正我们过去的一些政策和做法即可。比如央企高管的薪酬实际上是按照“准市场”的原则确定的，而普通职工的工资则是沿用着计划经济生活费的理论；工资政策改革应当主要考虑普通职工确定的原则，亦可选择“准市场”的标准，使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劳动的价值即不过大地低于劳动价值。无论怎样的选择，笔者以为那种将工资增长交由市场自行解决的办法是不可取的，比如资方自由决定高管薪酬和企业自由决定职工工资及职工工资集体谈判等等。这些做法至少在我们目前情况下还是不具备条件的，并且有极大的社会破坏性，这些破坏性的危害已经和正在被所谓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所证明了的。

　　三十年前我们的城市改革就是把企业改革当作中心环节，企业改革又是从发放奖金撬动工资收入制度开始的，毋庸置疑，自此开创了一个新局面。三十年后工资收入的矛盾越来越成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是该总结经验汲取教训重新设计我们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的时候了，如果我们反思得好必将开拓出未来三十年的大好局面。然而，工资收入分配制度乃国泰民安之大事，必须从长计议，即从国家、社会和人民福祉的长远大计考虑，做好充分的理论研究和政策论证。设计新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要充分考虑下述几个原则性的问题：第一，要解决治国理念问题，如国富民强，还是民穷国强，还是藏富于民，还是国民均分；第二，要在工资政策出台之前先修改既往涉及的工资法律，如工资增长的“两低原则”还是“同步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亦或是“公平和效率兼顾”；第三，要统一工资、薪酬、报酬、收入、所得等等概念，严格在相应的层次上使用这些专业术语；第四，要找出社会各界不满意工资或收入问题的根本所在，如是不满意自己的收入低了，还是不满意别人的收入高了，或是不满意物价水平，或是不满意腐败者的非法所得；第五，要评估改革政策出台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影响，如果无力承受或排除产生的负面影响莫若再潜心研究。国之大事须谋定而后动，切勿急功、操之过急、敷衍塞责，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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