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转发市财政局淮安市农业保险管理费使用和管理细则的通知

淮政办发〔2010〕103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市财政局制定的《淮安市农业保险管理费使用和管理细则》已经市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淮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一○年七月十五日


淮安市农业保险管理费使用和管理实施细则
（市财政局二〇一〇年七月十五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2010年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的通知》（苏政办发〔2010〕34号）和《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加强农业保险管理费使用和管理的通知》（苏财外金〔2010〕2号）精神，为规范农业保险管理费（以下简称“管理费”）的使用，加强资金管理，促进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健康有序发展，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中的管理费是指为确保农业保险顺利开展而从总保费中提取的工作经费，包括政府组织工作经费和保险经办机构业务经费。
第三条 管理费提取和使用的基本原则
（一）总量控制原则。凡采取政府与保险经办机构“联办共保”模式开办种植业、养殖业保险试点业务，并且享受财政保费补贴的，其管理费提取比例不超过总保费的15%。
（二）动态平衡原则。管理费的提取和使用应当保持收支平衡，如有结余应相应调减下年度管理费提取数。
（三）责权对等原则。管理费在政府与保险经办机构之间的分配比例应当与各自所承担的工作责任相匹配。
（四）专款专用原则。管理费应专项用于农业保险的宣传、承保、勘察定损、理赔以及人员培训等相关工作费用支出，严禁挪作他用。
第二章 使用标准和范围
第四条 根据省政府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开展情况，确定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的管理费按总保费的15%提取，做到当年收支平衡，略有结余。政府使用的管理费实行余额管理，即如上一年度管理费有结余，则只提取相应比例的差额，做到动态平衡。
第五条 采取“联办共保”模式承保的参保品种，政府应当与经办保险机构充分协商，合理划分各自工作职责，按照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划分管理费在政府与保险经办机构之间的分配比例。原则上政府与保险经办机构各使用管理费的50%，相互之间经费不得挤占和调剂使用。
第六条 各地要按照《省财政厅关于农业保险试点政府保费资金会计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苏财外金〔2008〕]74号）的有关规定，将已到位保费总收入按5：5比例分配后，由政府和保险经办机构按15%的比例分别提取、使用。实行由保险经办机构商业自营模式承保的保险品种，无论财政是否给予保费补贴，政府有关部门均不得提取管理费。
第七条政府使用的管理费专项用于为开展农业保险工作而发生的费用，主要包括：
（一）宣传组织费用。主要用于相关单位和部门在支持、配合农业保险工作开展过程中发生的成本性支出，包括宣传资料费、印制费、广告费、会议费等。
（二）保费征收费用。是指动员农民参保为收取保险费而发生的费用，包括对乡镇、村组干部的工作补贴和对成绩突出乡镇、村组和个人的业绩考核奖励经费。
（三）协保员费用。是指各地在收缴保费、查勘定损、理赔过程中聘请镇、村农业保险协保员而发生的费用。
（四）考核奖励费用。是指为调动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对其工作进行考核奖励的费用。
（五）其他费用。是指政府主管部门用于农业保险的技术辅导、疫病灾害预防、人员培训等相关行政性费用，以及为保证农业保险理赔资金及时兑现到户的费用。政府按总保费7.5%提取使用的管理费中，市集中1.2%部分用于全市农业保险专项支出，其余6.3%部分由各县（区）自行分配，但必须严格执行本实施细则第十三条的规定。
第八条 保险经办机构使用的管理费是指为开展农业保险业务而发生的出单、人工、勘查定损、培训及其他费用。
（一）出单费用。是指保险经办机构根据农户参保情况，制作保单、清单以及保险公司出单所需的物质和人工费用，包括保险单、清单、收款凭证等。
（二）人工成本。是指为建立一支稳定的农业保险专业队伍所须的基本费用，包括农业保险业务员基础工资、福利以及保险等费用。
（三）勘查定损费用。是指保险经办机构及工作人员在接险后，会同农技专家赴现场勘查定损、公示复查、抽查以及仲裁诉讼等方面发生的成本性费用（如交通费、通讯费、误餐费、理赔资料费等）和劳务性费用（如专业技术人员劳务费、从业人员浮动工资等）。成本性费用应按实列支，劳务性费用应结合工作量、工作效率和质量综合考核确定。
（四）其他费用。是指农业保险经办机构用于培训、会议等方面费用。
第九条 政府主管部门与保险经办机构共同举办的各类活动，其费用由政府主管部门与保险经办机构按保险责任比例进行分摊。
第三章 预算编制与执行
第十条 政府使用的管理费由同级财政部门按规定负责提取，农业保险试点工作主管部门负责编制收支计划，纳入部门预算管理。农业保险试点工作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地区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开展情况于每年年初编制收入和支出预算，列入“其他资金”核算。使用时编制用款计划，报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批后纳入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实行统一支付，支出内容中涉及政府采购的必须按政府采购规定办理。
第十一条 政府主管部门和农业保险经办机构都应按要求编制管理费收支情况表及财务报告，年终按照财政决算规定编制管理费收支决算报表，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汇总。
第四章 评价与监督
第十二条 各地财政部门负责对管理费使用情况进行合理评价，并及时提出相关调整政策或建议，报同级促进农业保险发展委员会审定。
第十三条 各地应对管理费的使用和管理进行有效监督，防止出现截留、挪用等违规行为。不得将管理费用于抵顶本级财政应负担的保费补贴和应安排的政府巨灾风险准备金。严禁将管理费与政府主管部门的日常经费混用，严禁用于旅游、招待、餐费等与农业保险无关的开支，严禁用于对与农业保险试点工作无关工作人员的奖励等。
第十四条 政府主管部门和保险经办机构应定期向同级促进农业保险发展委员会报送管理费使用情况并接受同级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市财政局将不定期对管理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确保专款专用。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自2010年7月1日起执行。
第十六条 本实施细则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问题由来：
委托执行的案件，在执行过程中，需要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人的执行裁决权，应由委托法院行使，还是由受托法院行使？

对委托法院与受托法院之间的关系，民事诉讼法并未有规定，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则经历了一个由限制受托法院权力到逐步扩大受托法院权力的转变。

1998年7月8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1条：委托法院在执行中，认为需要变更被执行人的，应当将有关情况函告委托法院，由委托法院依法决定是否作出变更被执行人的裁定。

2000年2月24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改进委托执行工作的若干规定》第9条第一项则规定：委托执行后，遇有下列情况，由受托法院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处理：（１）需要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主体的

从司法解释的历史沿革中可以看出，受托法院的权力逐步扩大是一个趋势，这体现了委托执行中权力和责任的统一，在实践中也起到了减少委托法院与受托法院公函往来，提高执行效率的作用。

但2011年4月25日最高院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委托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委托执行进行了系统规范，其第十五条又说明：“本规定施行之后，其他有关委托执行的司法解释不再适用。”依照同等级法律“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该司法解释即已将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改进委托执行工作的若干规定》第9条尽数废止。然而，该新《规定》又未能对委托执行中的变更追加权限问题作出规定。那么，委托法院与受托法院之间执行裁决权的划分问题、变更或追加执行主体究竟应由哪方法院决定，目前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

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变更或追加执行主体的执行裁判权应由委托法院行使，理由是，受托法院系受委托法院执行机构委托，代为行使对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权力，而变更或追加执行主体则系根据法律特殊规定对原有审执分离的法律体系的突破，仅在法律特殊授权的情况下，方能行使。而受托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变更或追加当事人的权力并无法律、司法解释的特殊授权，所以追加、变更执行主体的执行裁判权只能依照相关司法解释的授权，由委托法院行使。

另一种意见认为，变更、追加执行主体的执行裁判权应由受托法院行使。首先，目前有关委托执行的唯一有效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委托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虽然未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但是从1998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到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４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改进委托执行工作的若干规定》的发展沿革中可以看出，受托法院的权力逐步扩大是一个趋势，这体现了委托执行中权力和责任的统一，在实践中也起到了减少委托法院与受托法院公函往来，提高执行效率的作用。

笔者倾向于第二种意见。变更、追加执行主体的执行裁定权应由受托法院行使，理由有二：

一、从执行效率而言，变更、追加执行主体应由受托法院行使。

在委托执行中，掌握第一手材料的是受托法院，受托法院如果没有执行裁判权，凡遇到执行中的重要事项，都必须函告委托法院，由委托法院处理，陷入了类似审批“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怪圈。同时，耗费时日的往来函告、请示、回复等工作程序也会使委托案件久拖不决。

二、从虽然法无明据，但依照原司法解释和新近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委托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可以看出司法解释系倾向于由受托法院行使变更、追加执行主体的执行裁判权的。

从前述2000年2月24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改进委托执行工作的若干规定》第9条对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1条明确变更可以看出，变更追加执行主体的执行裁判权由委托法院行使是最高院之前实施过，但之后明确否定过的做法。

而从目前唯一有效的有关委托执行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委托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诸多条款判断，也不难判断最高院倾向于由受托法院变更、追加执行主体的执行裁判权。如该规定第二条第一款：案件委托执行后，受托法院应当依法立案，委托法院应当在收到受托法院的立案通知书后作委托结案处理。也就是说，委托法院在委托完成后，即已结案处理，从程序而言，该案对于委托法院即告终结。之后自然亦无权限对追加、变更事项作出审查、裁判。而在该规定第十一条亦规定，如果受托法院怠于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有权向受托法院的上级法院请求救济。原委托法院即与该案处理无关。既然委托法院结案，并不对该案享有监督、督促职责，那么，从反面判断，也只能由受托法院行使变更、追加执行主体的执行裁判权。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委托执行中变更追加执行主体的执行裁判权应由受托法院行使既是提高执行效率、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客观需要，于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亦可相容。

北安市人民法院 安丽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