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南宁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南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南宁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管委会，市级各双管单位，市直各事业、企业单位：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南宁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一日
南宁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动我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建设创新型城市，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南宁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以下简称“创新资金”）。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关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的暂行规定的通知》（国办发〔1999〕47号）以及《财政部、科学技术部关于印发<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企〔2005〕22号）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创新资金是政府引导性资金，不以营利为目的，旨在通过吸引地方、企业、科技创业投资机构和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投资，推动本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促进科技创业和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推动技术创新的融投资机制及体系建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三条 创新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应遵守国家、自治区和我市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实行合同制管理，遵循“诚实申请、公正受理、科学管理、择优支持、公开透明、专款专用”原则。
第二章 资金来源与用途
第四条 创新资金的来源
（一）市本级预算拨款。创新资金在市本级技术研究与开发经费中安排，首年安排1000万元，以后每年由市科技局根据创新资金年度工作计划提出资金的年度预算，逐年递增。
（二）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可转入的其他资金。
第五条 创新资金主要用于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所需的支出。具体开支范围包括项目费、管理费。
（一）项目费是指经市科技局、财政局审批立项的项目经费。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项目的不同特点，分别以贷款贴息、无偿资助和资本金投入等不同方式给予支持，以无偿资助方式为主，每个项目的贷款贴息或无偿资助数额一般不超过100万元人民币。
1．无偿资助：
主要用于科技型中小企业从事高新技术和高经济增长性产品或技术的研发、中试的补助；已获得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支持的项目，按获得支持数额的25%以上给予补助配套资金，对已获得市科技经费支持的同一项目不再重复配套。
2．贷款贴息：
用于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在科技成果产业化开发项目银行贷款的贴息，重点支持规模较大的企业。项目立项后，根据项目承担企业提供的有效借款合同及项目执行期内的有效付息单据核拨贴息资金。
3．资本金投入：
以引导其他资金投入为主要目的，一般不超过企业注册资本的20%，原则上可以依法转让，或是采取合作经营的方式，在规定期限依法收回投资，具体办法由相关部门另行制定。
（二）管理费是指市科技局及相关部门在创新资金管理中用于项目的评审、评估和日常管理工作的经费。管理费按本年度财政南宁市创新资金总额的3%提取，由市科技局负责管理。
第三章 支持对象和范围
第六条 创新资金的支持对象是指在南宁市行政辖区内注册的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其支持的项目及承担项目的企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创新资金支持的项目应当是符合国家、自治区和南宁市产业技术政策、有较高创新水平和较强市场竞争力、无知识产权纠纷、有较好的潜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望形成新兴产业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项目。
（二）企业应当是已在南宁市行政辖区内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登记注册，具备企业法人资格，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职工人数不超过500人，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30%。
（三）企业应当主要从事创新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和服务业务，有健全的财务管理机构和财务管理制度。企业负责人应当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市场开拓能力以及较高的经营管理水平。企业每年用于创新产品研究开发的经费不低于销售额的5%，直接从事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应占职工总数的10%以上。对于已有主导产品并将逐步形成批量和已形成规模化生产的企业，必须有良好的经营业绩。
第七条 创新资金鼓励并优先支持产、学、研的联合创新，优先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先进、高附加值、吸纳就业能力强、节能降耗、有利环境保护以及出口创汇的各类项目。支持的重点范围包括：
（一）企业自主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市场竞争力较强的项目；
（二）科研院所、行业研发机构、大学以及国际先进技术向科技型中小企业转移的技术转移项目；
（三）初创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重点支持科技企业孵化器内企业的创业项目；
（四）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项目；
（五）在国际市场上有较强竞争力、以出口为导向的项目；
（六）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公共技术服务的项目。
第八条 创新资金不支持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单纯的基本建设与技术引进、一般加工工业及存在知识产权纠纷的项目。
第四章 管理机构及职能
第九条 市科技局是创新资金的主管部门，具体职责是：
（一）研究提出创新资金年度支持重点和项目指南，组织项目申报受理和评审；
（二）研究提出有关创新资金项目的评估、评审、招标标准，提出参与创新资金管理的评估机构及其他中介服务机构的资格条件；
（三）委托或组织有关单位或机构进行创新资金项目的评估、评审等工作；
（四）提出创新资金年度支持的项目建议，会同市财政局确定创新资金支持项目；
（五）负责创新资金项目实施管理、监督和检查工作；
（六）组织项目监理和验收工作。
第十条 市财政局是创新资金的监管部门，具体职责是：
（一）参与审议创新资金年度支持重点和项目指南；
（二）负责审核创新资金项目预算，按时拨付创新资金项目经费；
（三）监督检查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四）指导、监督、检查创新资金项目绩效考评。
第五章 项目审批和资金拨付
第十一条 项目组织与申报
（一）市科技局建立项目数据库，对项目实行分类管理、滚动利用，项目申报、评审、立项、执行等信息纳入数据库，避免或减少重复申报和立项的现象。
（二）市科技局向社会发布年度创新资金项目指南，公开组织项目申请工作，实行网上申报。
（三）企业根据年度项目指南进行网上申报，形式审查通过后经县（区）科技局推荐并报送纸质申报材料至市科技局。
第十二条 市科技局建立评审专家库，完善评审专家的遴选、回避、信用和问责制度，聘请技术、经济、财务、市场和企业管理等方面的专家组成专家评审组，实行专家评审。
第十三条 市科技局根据年度预算和专家评审意见，提出立项建议，会同市财政局联合下达创新资金项目。
第十四条 市科技局与项目承担单位签订项目合同，项目合同中应当包括项目详细预算内容。项目合同是项目实施、监督检查、项目验收和财务验收的重要依据。
第十五条 创新资金项目经费的拨付按照市本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 市科技局负责创新资金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和验收工作，分析总结项目执行情况；市财政局负责对创新资金的运作和使用进行监督、检查，参与项目的验收工作。
第十七条 市科技局会同市财政局组织专家或委托中介机构对创新资金的使用和管理进行专项检查或绩效考评。专项检查和绩效考评的结果将成为企业今后申请立项的重要依据。
第十八条 项目承担企业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经法规、财务规章制度，按照项目合同要求，科学、合理、有效地安排和使用创新资金。企业财务部门要加强创新资金的监督和管理，创新资金要与自有匹配资金统筹安排，单独设账核算，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和检查。
第十九条 项目承担企业应每半年将项目进展、资金使用等情况及时反馈给市科技局和市财政局。
第二十条 项目承担企业应严格按照合同条款和要求实施项目。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如有重大违约行为，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将终止计划任务并依法采取通报、停止拨款、追回项目资金等相应处理措施。
第二十一条 因客观原因，企业需要对项目的目标、进度、经费进行调整或撤销时，应当提出书面申请，经市科技局与市财政局审批后，方可执行。
对撤销的项目，项目承担企业须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财务清算，企业应当对已做的工作、资金使用情况等提出书面报告，并将剩余资金上缴国库。
第二十二条 对违反专项资金使用规定，截留、挪用或造成资金损失的单位和个人，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以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的具体适用问题由市科技局会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与发展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朱晓东
【摘要】：中国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一场深刻的农业制度变迁，一直为社会科学界学者所关注，特别是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已经列人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之后，又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因此，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农民合作制度的变迁极其绩效是有现实意义的。本文首先分析了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产生的主要诱因，然后对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收益和成本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强制性和诱致性道路相结合是我国发展农村合作组织的最佳途径的观点，并对具体的组织模式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产生 发展 制度经济学分析
在农业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情况下，我国农业以农户小规模经营为基本特征的制度安排显然已不能适应竞争的要求。为了有效增加农民收入和应对WTO的挑战，需要构建与新的环境相适应的组织制度。这一点，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也引起了国家的重视。目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已经列人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本文所指的“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指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中由农民所组建、具有“专业技术协会”、“专业研究会”、“专业合作组织”等称谓、不同程度地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的组织，[1]之所以称为“新型”是相对于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而言的。
1980年，几乎与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从此，一种崭新农业经营组织形式在中国大地悄然兴起，并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蓬勃发展起来。据农业部门统计，到2004年为止，中国农村有各类合作经济组织140多万个。对于其中规模较大、管理较好、活动比较规范的，据农业部2004年初提供的材料，全国30个省区市(不含西藏)共有95330个，会员1150多万人[2]。这种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家庭承包经营和农民自愿为基础，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组织农民共同从事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储藏和销售，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各种服务，在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人，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与此同时，由于受农民的文化素质、资金实力，以及外部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中也遇到了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产生了许多问题，影响了其健康发展和作用的充分发挥。本文试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探讨一下我国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产生和发展模式选择。
一、对制度经济学的有关概念的界定和说明
中国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一场深刻的农业制度变迁，一直为社会科学界学者所观注，特别是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已经列人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之后，又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因此，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农民合作制度的变迁极其绩效是有现实意义的。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制度经济学的有关概念进行说明和界定。
关于制度，舒尔茨（T.W.Schultz）将其定义为“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一定义已为研究制度的学者所接受。诺斯进一步界定说，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和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
在把制度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内变力量，放弃不确定性、交易费用都不存在的假定之后，借助经济人假设和意识形态等理论来分析经济行为的制度变迁理论，就把经济学真正和现实衔接起来了。
最著名的制度变迁模型是诺斯提出来的。它假定：制度变迁的诱致性因素在于主体获得最大的潜在利润，即在已有的制度安排中无法实现的外部利润，如规模经济、风险降低和转移、外部经济内部化、交易费用的降低和转移等带来的收益。要获得这一部分收益，就需要不断实施制度创新，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制度均衡状态。
因为创新的行为主体和决策的行为主体都要在制度变迁中的收益大于成本，换句话说，就是在制度变迁的“边际收益=边际成本”的情况下实施创新，因为需要时间进行判断，需要时间达成一致同意，况且还受认识和组织、发明、菜单选择、启动时间的影响，制度的创新便只能是一个供给滞后的状态。供求不平衡诱致人们去学习和认识新的潜在利润，从而在边干边学中实施后续的制度创新。这样，制度创新与变迁将是渐进性的。
林毅夫将潜在利润看作是制度不均衡时的获利机会，认为这会自发地诱使行为主体在收益与成本的比较之后，通过需要费用的谈判过程，达成一致同意。加上搭便车的问题，诱导性变迁是一个持续的制度不均衡和制度短缺过程。
为了弥补制度的供给不足，加上国家生产“制度安排”这种公共产品具有优势，制度供给就成了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但是因为国家只有在“预期边际收益=预期边际费用”的情况下才能实施创新，而国家的制度创新中还有非经济因素，这就使国家并不能仅仅通过制度法令引起强制性制度变迁，就建立符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需要的那些制度安排（如建国初期的合作化运动），“政策失败就成了不可避免的现象。
可以说林毅夫的诱导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型修正了诺斯制度变迁的一般模型。所以，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模型，我们不妨称之为诺斯——林毅夫模型。[3]
据此，本文首先分析了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演进的主要诱因，然后对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收益和成本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强制性和诱致性道路相结合是我国发展农村合作组织的最佳途径的观点，并对具体的组织模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二、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产生的主要诱因
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变迁来自个人理性，正是个人的理性导致了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同时个人的理性行为受有关知识的制约，而有关知识的有效的供给，也就是制度变迁的供给。因此，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农民对于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反映了他们对于制度创新的需求，而对于市场经济和合作经济组织的重新认识，就成为制度创新的供给。
家庭承包制相对于人民公社体制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是一种由企业(人民公社)内部分工来实现纵向一体化生产的组织制度，转向由农户独自完成纵向一体化生产的组织制度安排。因此，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农户作为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必须独自解决产前、产中和产后各个环节的各种问题。德姆塞茨指出，如果万事不求人的纵向一体化企业，做不到以平均最低成本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就要承担生产无效率的后果。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以使企业避免这种无效率，办法就是把纵向生产的不同阶段分成独立的行业，每个行业都有专业分工的企业，每个企业的人员和规模都根据主要生产阶段的规模经济标准而定。所以，建立在农民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发展，导致了他们对于社会化服务的制度需求，并由此产生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制度供给。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政策，把土地按人口进行“均包”，从而形成了一家一户的小型土地经营格局。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体制，虽然在初期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并有效地节约了监督费用，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显示出其效率低下、交易成本过高的弊端。
交易成本主要包括获取市场信息和谈判、履约的成本。小规模经营交易成本过高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首先，由于市场化的不断发展，生产活动越来越变成社会的活动，信息成本也越来越具有交易成本的性质。对农户而言，信息成本主要指进行市场调查以获取各类农产品、生产资料、技术等的价格和质量的信息，以及寻找潜在的买者和卖者，获得与他们的行为有关的各种信息所付出的成本。由于农村居民居住比较分散，交通和通讯也比较不便，要获得真实、完整的信息，就要花费较高的交通、通讯、时间、精力等成本。其次，随着信用经济的逐步建立，农民和外界的交往也越来越依靠法律的手段。交易成本中的谈判、履约成本主要包括讨价还价过程，起草、讨论、确定交易合同过程，监督合同执行过程，以及在合同另一方未履行时要求赔偿的过程等[4]。我国分散的小农户因为缺乏有力的组织，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知识欠缺，且实力相对弱小，在社会阶层中属于弱势群体，所以，在谈判过程中容易处于不利地位，付出较高成本却难以抵御各方对自身利益的侵害。
由于要负担过高的交易费用，农业小规模经营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就显得效率低下。这也是我国在1980年，几乎与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就出现了第一个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主要原因。诺斯指出：如果一种制度安排还存在潜在利润的话，就意味着这种制度安排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因而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制度非均衡的出现，意味着出现了制度变迁的客观必然性和基本动力。他进一步指出，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经济主体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利润，即希望通过制度创新来获得在已有制度安排中所无法取得的潜在利润[5]。为了改变经营效率低下的状态，农民作为小规模经营体制的经济主体，就有强烈的愿望把自身组织起来，形成一种合作型的经济组织制度，这是小规模经营进行制度变迁的主要诱因。
三、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产生的收益成本分析
所谓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这样一种正式制度安排：在激烈的竞争中，非公司的农户为了提高自己的群体竞争能力而自愿结合起来形成产权完全归其成员所有或控制的经济共同体组织。这是一种非市场意义的契约型经济组织，对内主要为其成员提供服务，对外以法人资格开展经营活动，履行普通经济法人的权力和义务[6]。这种合作经济组织之所以能成为制度变迁的目标取向，在于其潜在的收益——成本对比关系。
(一)建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收益分析
1、建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收益主要在于农户与农户、农户与厂商、农户与政府进行交易时，能有效地降低其交易费用。我们知道交易费用与交易次数成正比。现在假设有X个农户，都需要到Y个市场去购买农产品或销售农产品一次，则交易次数：
N1=f1(X，Y)=X×Y
如果在农户和市场之间建立一个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则首先合作经济组织与X个农户进行X次交易，然后合作经济组织再与Y个市场进行Y次交易，则交易次数[7]：
N2=f2(X，Y)=X+Y
显然，当X>2，Y>2时，N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