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基层法院法警队伍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是人民警察的一个独立警种, 是人民法院直接领导的一支武装力量，是法院队伍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简称《法警条例》)规定，司法警察担负着警卫值庭、维护审判秩序、送达法律文书、看管提押人犯和罪犯, 参与执行重大民商事、行政案件、执行死刑和其他生效法律文书以及保卫审判机关安全、处置突发性事件等任务。当前, 随着基层法院审判和执行工作任务的增加，基层法院司法警察的工作任务也日趋繁重，其职能作用更加明显和重要，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基层法院建设一支与之相适应的高素质的司法警察力量。然而, 目前基层法院法警队伍状况与其担负的职责和作用相比较还有一定差距，在队伍建设、人员素质和警务装备的配备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 影响和制约着司法警察作用的有效发挥。

一、警力不足一直是困扰基层法院法警队伍建设的主要问题。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基层法警大队人员编制的规定和要求，基层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应保持本单位编制人数的一定比例，然而，一些基层法警大队虽经几年建设, 人员编制仍没有达到标准，有的甚至远远达不到编制警力数；有的基层法院为解决其他业务庭室人手不够的问题，将法警抽去帮工或做兼职司机；有的法警虽已编队管理，但部分法警长期做一些超出法警职能范围内的工作，这些现象造成法警队本身警力不足，难以统一指挥和调动，难以形成整体战斗力。
二、法警队伍思想不稳定。
人民法院以审判工作为核心, 法警工作服从和服务于审判工作这个核心。在基层法院中,有的法警片认为自己所从事的这项工作低人一等, 受人指派, 没有出息，因而工作不安心, 思想不稳定；有的认为自己所做的是打杂工、出公差等事务性工作, 有苦劳没功劳, 因而想方设法想调离法警队伍；另外，法官法实施后, 进入法官行列的门槛提高, 一些法警想参加全国司法统一考试，但认为自己干法警工作业务接触面窄, 学习机会少, 学习时间不够用, 在学习和应试上力不从心, 因而顾虑多，情绪大。法警队伍思想不稳定的状况, 是造成法警队伍难以管理的一个内在原因。
三、警务装备比较落后。
根据《中华人共和国警察法》和《广东省法院司法警察装备标准》规定，对基层法院法警大队的武器、器械、交通工具、通讯器材都有相应的配置标准，但目前基层法警大队警务装备符合这一标准的并不多，一些法警大队连必须的警务装备也不全。 有些的基层法院警务装备的管理未按规定执行，枪支弹药不归法警队管理，甚至连囚车和指挥车交由其他庭室负责，给这些法警队应对和处置突发情况准备带来困难，影响、制约训练和任务的完成。
四、法警人员素质不高。
新的形势和审判工作的要求, 司法警察不但应具有较好的政治素质和法律知识, 同时还应具备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的专业技能。当前, 由于法警工作任务繁重、经费紧张的原因, 基层法院司法警察的训练很难做到经常化、正规化。一些法警大队常年不训练, 只是在上级检查、应付考核时才临时集中训练几天应付了事；一些法警队没有训练场地和设施，组织训练无处可训；有的新上岗法警对业务不熟悉，未经专门培训便上岗执勤执法, 以致在工作中常出现问题。
五、违法违纪问题时有发生。
根据《法警条例》的规定，司法警察的主要任务是预防、制止和惩治妨碍审判活动的违法行为, 维护审判秩序，保障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但在一些基层法院，由于人员紧张和过于追求结案率，将本院法警列入目标管理中，并规定目标和任务，且与经济利益挂钩，导致一些法警争办案件，特别是争办行政、民商事执行案件。而在实际办案过程中，由于一些法警业务不熟, 素质不高, 常出现办错案、办“关系案” 、“人情案”的现象。有的法警政治思想素质不高，在值勤执法、履行职责时方法简单粗暴，滥用警械、警具，殴打辱骂当事人，影响法警形象，影响了人民法院的声誉。
基层法院法警队伍出现的上述问题，既有客观的历史的原因，有基层法院管理教育不力的原因,我们认为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领导，建立健全法警组织机构。
基层法院司法警察是隶属于基层法院直接领导的一支武装力量，是基层法院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层法院配备一定比例的司法警察，是由基层法院及基层法院司法警察的工作性质和特点决定的，对法警队伍的建设，基层法院在思想上应高度重视，在组织上建立健全法警机构。首先, 要选配好强有力的法警领导班子。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法警领导班子的选配对警队建设至关重要。基层法院应挑选政治素质好, 业务素质强, 作风过硬, 具有一定的组织指挥和管理能力的干警挑法警队的大梁, 同时应按规定配备政治干部, 建立一个好的法警领导班子，组建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其次, 落实编制，用足用好警力。法警是一支特殊的战斗集体, 工作的性质和特点要求实行编队管理, 这是不同于法院其他队伍建设的一个显著特点。在目前法警工作任务繁重而警力又相对不足的情况下, 基层法院应当严格按照比例确定法警的人数，既不能让非法警人员占用法警编制，也不能让受衔法警从事超出法警职能范围内的工作，造成警力不足、削弱战斗力的状况存在。同时,基层法警队应认真落实司法警察的编队管理, 对所有法警都归口编队管理, 对于那些长期在外出公差、兼职法警，应使其归队，对那些虽已编队, 但长期担负某一具体业务如行政、民事执行等工作的法警,应当根据职责要求让他们脱离出来, 由法警队统一管理使用，确保法警的集中统一。第三，理顺法警进出渠道。由于体制的原因, 目前一些基层法院的法警队仍有一些年龄偏大, 身体素质及体能不太适合法警工作的老同志，这部分同志思想素质好，作风过硬，热爱法院工作，对基层法院和法警队建设做出了相当的贡献, 对这些老法警应给予关心爱护，适当安排他们或从事法警内勤工作, 或安排其他的岗位，或提前离退休。当前, 一些基层法院为解决警力不足问题，已招用部分聘任制法警。据悉，这些基层法院的聘任制法警招聘使用后，不仅大大缓解了基层法院警力不足的困难, 同时还给基层法警队注入了新的血液，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他们在值庭押解、看管、送达、协助执行及执行死刑任务中已发挥着重要作用。基层法院对部分法警的聘任制度, 应按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试行聘任制暂行办法》规定，严格聘任条件，严格审批程序, 严格考核培训, 真正把政治思想强、文化素质高、能胜任法警工作的人挑选到法警队伍。
二、在政治、工作和生活上从优待警。
首先, 在政治上关心法警的成长进步。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武装法警头脑，提高法警的思想觉悟，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明确为谁掌权、为谁执法的道理。基层法警队要结合开展争创人民满意的好警队，争当人民满意的好法警的活动，开展作风纪律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教育引导法警正确对待本职工作,爱岗警业，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建功立业，实践理想, 实践人生价值。其次，大力宣传法警的新人新事。司法警察工作强制性多，机动性大，责任重，实行的是暴露式、流动性押解、看管被告人和罪犯，执行拘留、搜查、拘传任务，参与民事强制执行和执行死刑任务、处置突发性事件，其危险性是除公安刑警外其他警种无法比拟的。因此，基层法院对法警工作应予以大力宣传，要利用各种途径宣扬法警，报道法警工作，特别是要大力宣传司法警察在履行职责、维护审判秩序、严肃执法、维护人民利益和法律尊严方面的牺性奉献精神和英勇事迹，教育法警, 感染人民, 宏扬社会正气。第三、在工作、生活中关心爱护法警。基层法警任务繁重，工作艰苦，危险性大，接触各类疾病多，执行死刑任务要承担很大的精神压力，因此，基层法院的领导对法警应当予关心和照顾，在职务调整、使用和生活福利方面要与其他干警一视同仁，要按法警条例规定落实警衔津贴和其他补贴以及保险、保健等福利待遇，在住房、子女上学入托和家属再就业等问题上给予关心帮助，努力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三、加强训练，提高法警的业务素质
训练是提高战斗力的根本途径，是提高法警素质的根本保障。司法警察是一支带有武装性质的队伍，要成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威武之师，除了严格的管理教育外，必须通过严格训练才能实现。1. 训练工作必须经常化、规范化。基层法警队工作多人员少，个体素质差异大，不太可能将全年训练任务集中在一段时间内全员完成。因此，基层法警队根据训练大纲，结合不同时期的工作任务,制定训练计划，确定训练人员和内容，确保所有法警都参加训练，完成训练任务。在训练内容方面，由于法警训练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理论、职业道德、法律知识、文化知识、业务技能等各个方面，但其主要内容应围绕和依据《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训练大纲》和以《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培训暂行办法》进行，规范法警的训练，规范专业技能，提高法队伍规范化程度。2. 改进训练方法。法警训练内容多，工作任务多，人员业务和身体素质又参差不齐，在训练时间、内容及方法上不可能搞一刀切，必须因人而异。在训练时间上，既可集中短期时间全训，也可抽出每周一、二个工作日时间训练，还可利用空余零星时间以及进行晨练，积少成多，练功不止，遂步提高。在训练的方法上，采取全训和轮训、分散与集中、自学与铺导相结合以及能者为师、以老带新、以点带面的方法进行，确保训练时间、内容落实到实处。同时，法警训练要注重实用性，“用什么，训什么，缺什么，训什么”，从实际工作出发进行训练，尽量适合法警的工作特点、贴近审判工作需要，使广大法警掌握履行本职工作的技能，提高执法水平。譬如，对新上岗的法警训练, 训练的重点应放在使他们掌握法警工作范围、工作程序和基本业务技能上，以解决执勤操作动作、执勤方法和处置执勤中遇到的问题。而对那些工作时间较长，经验较丰富的法警的训练，在巩固和提高原有知识、技能的基础上，训练重点应放在学习掌握新知识新技能，增强综合素质上，以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只有做到训练的针对性、适用性，法警训练才会有生命力，才能深入持久，更有实际意义。3. 切实解决法警的训练保障问题。当前制约法警训练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法警训练经费和训练场地难以保障，由于缺少必要的训练经费和场地，一些基层法警队想开展训练，但苦于无场地、无装备、无器材而难以组织实施，有些法警队训练采取游击战术，一天换一个训练场地，有的甚至全年不训练。在训练保障方面，基层法院应重点扶持重点保障，在年度财政经费和业务培训费中，专项划拨法警业务训练经费和装备的购置费，做到专款专用。同时在器材和场地方面，有条件的单位，应尽量考虑到法警的训练设施建设，目前一些基层法院拟筹建和正在新建法院审判大楼，也应考虑法警业务训练的设备和场地情况，确保法警训练的物质保障。
四、加强警务装备建设。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警务装备是保障法警战斗力的基础。法警从事的是急、难、险、重的工作,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开得动，拉得出，打得赢，必须有一定的武器装备作保障。一个战斗集体,如果没有与之职能作用发挥相适应的武器装备，其威摄力势必减弱、战斗力势必削弱。因此，基层法院在法警警务装备建设, 思想上应予以重视, 物质上予以保障，按照有关司法警察警务装备建设的标准进行投入，做到有计划有步骤地一步一步落实，一项一项解决，彻底改变警务装备落后的状况。当前法警队必须配置的交通、通讯和警械应当配置齐全，保证法警能正常履行职责。形势的发展和审判、执行任务的要求，基层法警司法警察必须更新装备, 加快警务装备现代化建设的进度，提高现代条件下法警的战斗力，对法警新装备新设施的建设，基层法院分期分阶段地解决，遂步实现装备的现代化。另外，基层法院应放手让法警队管理使用手中的装备，不要管得太严，统得太死，按照规定应由法警队负责管理的武器弹药不交由其它部门保管, 在囚车及指挥车的管理使用上也应专车专用，交由法警队负责，避免影响法警训练和工作的积极性, 影响任务的完成。
五、加大管理教育的力度。
针对法警队伍出现的违法违纪问题，基层法院应予以高度重视，绝不能掉以轻心。一是加大思想教育的力度，组织学习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党的十六大精神，增强法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提高政治敏感性，教育引导法警树立树牢为民服务的思想，遵纪守法, 时时处处做到自省、自重、自警、自勉。在廉政教育方面，要运用多种形式进行教育，特别是要运用典型案例、事件报道的形式对法警进行警示教育，真正触动干警思想，筑起思想道德及党纪国法的防线，使他们健康成长。二是建立健全法警管理的各项制度。1) 、编队管理，双重领导。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实行编队管理、双重领导是区别于法院内部其他队伍建设的一个最明显特点。基层法院法警大队受基层法院院长直接领导，可以保证基层法院直接使用这支武装力量，完成维护审判秩序的任务。基层法院法警大队受上级法警部门的垂直领导，可以保证区城内的法警上下联动，协同作战，形成整体战斗力。在司法警察的垂直领导体系中，基层法院法警大队虽处于被领导的下属地位，但其开展工作应是主动的积极的，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命令指示和精神，接受上级的指挥、调遣、检查、监督，在执行命令和决定出现问题时，及时主动向上级汇报,执的。2) 、严格制定并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基层法警大队应根据上级有关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工作的规定，结合本单位实际,建立健全送达、值庭、押解、看管、协助执行、执行死刑及警力派遣等规章制度，明确法警的工作职责、行为举止和警力派遣规定，使法警执行任务有规章可遵循, 有制度可落实；司法警察要严格遵守省高院的“五条禁令”, 做到不该吃的饭坚决不吃, 不该去的场所坚决不去, 不该交的朋友不交，不接受当事人礼物，不办“关系案” 、“人情案” 、“金钱案” ，树立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良好形象。3. 认真落实枪支弹药、警械装备的使用管理规定。建立枪支弹药领用审批登记制度和进出交还登记制度，非执行公务不得配发枪支。枪支弹药管理落实“三铁一器” 制度，实行领导负责制，应集中保管，专人负责，分人、分开保管, 定时检查保养，严防丢失损坏；教育法警遵守警械使用规定，不违规使用枪支，不滥用、乱用警械，文明执勤执法，不打骂当事人。三是严厉查处违法违纪行为。基层法院对本单位法警部门存在的问题不能视而不见, 隐瞒不报，应本着对组织、对个人负责的精神, 认真严肃的查处, 该处分的处分，该辞退的辞退，绝不能姑息迁就。

(安乡:吴炳红 汤四安)





我国食品安全刑事责任框架建构

吴光升


　　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八条规定：“违反本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是属于一种统一刑法典的立法模式。《食品安全法》的这种刑事责任立法模式，应当说与我国目前朝着统一性、集中性方向发展的统一刑法典立法模式是相一致的。从法律制度的角度讲，确保食品安全并非仅靠一部《食品安全法》即可奏效，而是需要更多的法律规范或是部门法从不同的领域和侧面与之相协调和衔接，以形成完整的确保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食品安全法》出台后，许多法律面临着调整和完善，刑法亦是如此。食品安全犯罪与传统犯罪不同，一旦发生就会造成巨大损害结果，对这类犯罪行为，应当以预防为主，即只要行为可能造成损害危险，就应当对其进行刑事制裁。这种预防性的刑法制裁，其实也就是现在大陆法系国家比较流行的风险刑法理论或安全刑法理论所主张的。因此，如何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适用《食品安全法》，除了要遵守罪刑法定原则外，还应当在风险刑法理论的指导下对刑法典进行相应的完善，并根据该理论将刑法典适用于具体案件。

一、风险社会与风险刑法理论

　　从这些“风险社会”理论家的论述来看，所谓风险社会，其意在指出现代社会具有一种风险性特征，是一种风险性的社会。这种风险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风险的人为性，即现代社会的风险与传统社会的自然风险不同，大多是人类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其中，政府、工业和科学是风险的主要制造者；二是风险影响后果的巨大性，即现代社会风险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往往是不可估量，具有损害结果的重大性、跨地域性与跨时间性等。如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就造成了巨大的损害结果，灾难涉及几个相邻之国家，损害结果在时间上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三是风险影响结果与途径具有不确定性，即某一风险会造成什么样影响，影响的途径是什么，传统的风险计算方法往往无能为力，“标准的计算基础——事故、保险和医疗保障的概念等——并不适合这些现代威胁的基本维度”。 如转基因食品，它会对人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影响的途径是怎样的，现在很难作出准确的评价；四是风险影响对象的广泛性，这是指现代风险所可能造成的损害大多不分阶级性或阶层性，每个人所可能受到影响的机会是平等的，现代风险具有一种“民主性”，是“平等主义”的。如今年出现的甲型H1N1流感，每个人都有被传染的可能性，并不会因为财富的多寡而有所区别；五是风险的不可完全消除性，这是因为现代风险作为一种人为风险，它是人类为了生活舒适与便利而对社会生活与自然加大干预范围与深度的结果，是人类追求更高层次生活所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只要人类不停止这种追求，这种风险就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消除。
　　风险刑法（Risikostrafrecht），也有的称之为安全刑法（Sicherheistrafrecht）。该理论与风险社会理论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它最初由德国刑法学者提出的，如普里特维茨（Prittwitz）、金德霍伊泽尔（Kindhauser）等，随后被日本学者所发展。从有关论述来看，风险刑法理论的主要特征在于将刑法介入的时间提前，扩大犯罪圈。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刑罚目的转向积极的普通预防。如金德霍伊泽尔认为，传统的刑罚目标即报复、特殊预防和威慑在今天已退居幕后，而借规范适用的固化为建构法的信赖树起一面旗帜的积极普通预防则成为流行的学说； 二是通过推定减少控诉方所需要证明的要求或减轻控诉方的证明责任。如严格责任的引入、行为人主观过错的推定等；三是行为范畴的扩大化。在传统刑法中，行为主要是指作为，不作为与持有只是一种例外，但在风险刑法理论中，通过制定法课以行为人作为义务，不作为作为一种刑法中的行为，具有扩大化的趋势。持有型行为也有扩大化之趋势。正是基于这种行为范畴扩大化之趋势，胡萨克甚至认为应当放弃犯罪的行为要件而提出以控制原则取代之，即只要某人对某种事态应该控制、能够控制却没有控制而令其发生的，就应承担刑事责任； 四是将犯罪成立的标准前移。在传统刑法中，处罚的主要对象是对法益造成现实侵害的行为，对法益造成现实的侵害是犯罪既遂的标准，对犯罪预备行为与未遂行为的处罚只是特例，但在风险刑法之中，危险犯成为公害犯罪一种重要的犯罪形式，不仅处罚具体危险犯，也处罚抽象危险犯；一般只具有抽象危险的犯罪预备行为也不时被有选择地独立定罪。

二、风险刑法理论视野下的食品安全刑事责任

（一）我国刑法中涉及食品安全的罪名

　　从《食品安全法》与刑法典的相关规定以及司法实践来看，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非法经营类的犯罪；二是生产经营类的犯罪；三是食品安全监管类的犯罪。
　　非法经营类的犯罪行为，是指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而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经许可生产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或者食品生产经营者依法取得食品生产、流通或者餐饮服务许可证后，不再具备法律规定的生产经营条件仍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行为。此类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
　　生产经营类的犯罪行为，是指具备合法生产经营的资格和条件，但生产经营过程违反《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而构成犯罪的行为。在刑法中有明确规定的是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此外，食品生产经营者还有可能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逃避商检罪、虚假广告罪以及不报或谎报事故情况罪。
　　食品安全监管类的犯罪行为，主要是指对食品生产经营负有安全监管责任的人员不履行《食品安全法》规定的职责或者滥用职权，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这类犯罪行为，除了可能构成刑法第397条规定的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以外，还可能构成以下罪名：一是刑法第229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即食品检验机构的人员违反法律规定，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的行为；二是刑法第412条规定的商检徇私舞弊罪、商检失职罪。这主要是指国家商检部门、商检机构的工作人员对进出口食品进行检验时徇私舞弊，伪造检验结果或严重不负责任，对应当检验的物品不检验，或延误出证、错误出证而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因此，这与刑法第229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在主体上不同，商检徇私舞弊罪、商检失职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的主体只能是中介服务组织的人员；三是刑法第411条规定的放纵走私罪。根据《食品安全法》第62条的规定，进口的食品应当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验合格后，海关凭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通知证明放行。为此，如果海关工作人员没有要求出示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通知证明就予以放行，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以放纵走私罪处罚；四是刑法第414条规定的放纵制售伪劣商品行为罪。这是因为根据《食品安全法》第8章的规定，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违法行为，有职责进行查处，涉嫌犯罪的，应当向公安机关移送，如果这些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不履行法律规定的追究职责，情节严重的，应当构成刑法第414条规定的放纵制售伪劣商品行为罪；五是刑法第402条规定的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

（二）从风险刑法理论和《食品安全法》的双重视角对我国食品安全刑事责任的审视

　　从我国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来看，风险刑法理论在我国刑法中也有了一定的体现。比较典型的是刑法第144条规定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因为根据该条的规定，只要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即便没有造成损害结果，也构成犯罪行为。这属于一种抽象的危险犯。 这种规定与传统刑法理论不相符合，但却与风险刑法理念相一致。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更多地体现了传统刑法的色彩，而风险刑法理论的预防性却体现得不够，并且存在着诸多与《食品安全法》难以有效衔接之处。主要表现在：
　　一是刑法中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设置显示出滞后性，导致一些违反《食品安全法》的犯罪行为，难以准确定性。《食品安全法》中的食品安全，在主体上涉及到食品生产、加工、包装、运输、贮藏、销售和监管等人员，在对象上涉及到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食品运输工具等。而刑法中的食品安全的含义较窄，在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中所规定的食品安全犯罪，在主体上只涉及生产、销售人员，在对象上只涉及食品。《食品安全法》对食品以及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以及监管者规定了相应的义务，当他们违反义务应承担刑事责任时，在刑法中却不能找到恰当的罪名。
　　二是刑法中有些食品安全类的犯罪的法定刑偏轻，有的甚至低于行政处罚。《食品安全法》中规定，生产、经营有毒有害食品行为，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而刑法中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罚金刑的规定却是，并处或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明显轻于行政处罚。加大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制裁，是完善食品安全立法的重要方向，而刑罚轻于行政处罚，显然与此背道而驰。
　　三是刑法对于食品安全类的犯罪处罚范围过窄，没有体现出预防为主的方针。首先，我国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绝大多数属于结果犯或具体危险犯，具有预防性的抽象危险犯并不多见。比如刑法第140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虽然按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的规定，即使没有销售金额也可构成犯罪，但只是一种犯罪未遂，因而仍然不属于抽象危险犯。当然，司法解释的此条规定是否合理，现在存在一定的争议。其次，《食品安全法》为了保障食品安全，对生产经营者规定了一系列的作为义务，但由于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中，不作为型的犯罪很少，生产经营者即使违反了《食品安全法》规定的作为义务，且造成重大损害后果，也难以对其定罪判刑。再次，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预备行为难以入罪。从我国刑法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来看，对于诸如为生产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而购入大量问题原料的行为，或为销售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而大量采购此类食品的行为，一般只能作行政处罚，而不作为犯罪处理。其实，受利益成本计算的影响，行为人购入大量问题原料或有问题食品的目的，最终还是在于通过投向市场赚取利润，而以这种问题原料生产的食品或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一旦投入市场，就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结果，因此，适当地对此类犯罪预备行为进行刑罚处罚是恰当的。

三、以风险刑法理论为指导重构我国食品安全的刑事责任

　　一是在刑法分则第二章设专节规定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罪，并增加相应的罪名。食品安全犯罪不仅侵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更严重的是危害了公共安全。在司法实践中，一些食品安全犯罪，也恰恰是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定罪处罚的。如“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中，被称为最大“源凶”的张玉军及其“下线”张彦章，就是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食品安全涉及食品生产经营、食品添加剂的生产经营、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食品的安全管理、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等众多领域和环节，结合《食品安全法》第20条、27条等的规定，具体罪名应包括：非法生产、销售食品罪；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相关产品罪；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管理罪；食品安全事故不报罪；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罪；出具虚假食品检验证明罪；食品安全监管失职罪等。
　　二是适当增加过失的食品安全犯罪。我国刑法中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以及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都需要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故意。行为人不履行《食品安全法》查证查货的注意义务而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并不能根据这些罪名进行处罚。因为没有履行查证查货义务，只是一种应当注意而没有注意，与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故意还是有相当差距，即应当注意而不注意还不能说明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故意，不管是对行为性质，还是对结果的故意。比较恰当的做法是放松对这些罪名在主观方面的要求，规定过失行为也能构成以上罪名。
　　三是适当增加不作为型的食品安全犯罪。《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规定了一系列的作为义务，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生产经营者的查证查货义务、不安全食品的召回义务。对于生产经营者的查证查货义务，如果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这一义务而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在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可由过失构成的情况下，仍然可予以刑事处罚，因为应当查证查货而不履行该义务的，实际可纳入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的过失范围之内。但对于生产经营者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的行为，却很难定罪处罚。因为现代工业化的食品生产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有时虽然食品生产者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进行了生产，仍然难以避免可能出现一些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尤其是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有时很难在规定时间内对其危害性作出准确评估。即不安全食品的产生实际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因为食品生产销售者的故意或过失行为所导致的，另一种是很难证明食品生产销售者在生产销售时具有故意或过失的行为导致的。对于因为后一种可能性所产生的不安全食品，即使将过失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也因为很难证明食品生产者在主观上具有故意或过失，难以对其进行刑法规制。将生产经营者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的行为予以犯罪化，除了可以促使食品生产销售者在发现不安全食品后积极防止、减少危害结果的发生外，还可以对一些后来发现所生产的食品具有危害性，但却难以证明生产者具有主观过错，而且也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予以刑事制裁。
　　四是适当提高有些食品安全犯罪的法定刑，特别是要消除刑罚低于行政处罚的现象。对食品安全犯罪行为致人重伤、死亡或有其他严重后果的，均要设定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量刑幅度，并要全面提高罚金刑的金额，最低不能低于《食品安全法》所规定的罚款额度，以体现出刑罚是维护食品安全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手段。
　　五是适当惩处一些食品安全犯罪的预备行为。风险刑法理论的核心是将刑法介入时间提前，扩大犯罪圈。这种刑法介入时间的提前，最主要的表现是对一些犯罪预备行为进行刑罚处罚。但对犯罪预备行为进行刑罚处罚存在一个主观的证明难题，即如何证明行为人具有犯罪之目的。因此，对于食品安全犯罪的预备行为是否应当进行刑法处罚也存在类似疑问。但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的预备行为都难以证明其主观目的，有些食品之所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有毒有害，其主要原因在于生产者为降低生产成本而使用了变质或有毒有害的原料，或销售者为了谋取暴利而低价购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而且生产者或销售者购入这些原料或食品，除了用于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或用于销售外，别无其他用途，证明其犯罪目的还是比较容易的。因此，对于为了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而大量购入问题原料或为了销售而大量购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也应当予以刑罚处罚。
　　当然，风险刑法理论的不恰当适用，也有违背刑法谦抑原则而限制自由、损害公众合法权益的危险。因此，对于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行为，如果能通过其他行政制裁或民事制裁等措施而达到抑制目的，就不应当运用刑事制裁。如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食品安全法》第27条规定的有关工艺或流程要求的行为，就并非只有通过刑法调整才能达到抑制之目的。

黑龙江省鸡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法学博士徐军 吴光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