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柳州市城市道路和公共场地临时停车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柳政办〔2009〕83号


各城区人民政府，市直机关各有关委、办、局，各有关单位：
《柳州市城市道路和公共场地临时停车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〇〇九年五月五日









柳州市城市道路和公共
场地临时停车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我市城市道路和公共场地临时停车的管理，规范停车秩序，维护交通安全和畅通，合理使用城市公共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道路是指城市供车辆行人通行，具备一定技术条件的道路、桥梁及其附属设施；公共场地指政府投资建设或由建设单位为政府代建的公共场地、行政机关、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的场地、以及政府已收储的待开发土地；临时停车场指临时占用城市道路及公共场地设置的停车场和停车点；车辆临时停放服务费指各种机动车、非机动车在临时停车场停放车辆时交纳的费用。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绕城高速公路范围以内的市区城市道路和公共场地。
第四条 临时停车场的设置遵循以下原则：
（一）交通安全畅通的原则
临时停车场是城市道路交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临时停车场的设置不能影响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二）科学的原则
临时停车场的设置必须充分考虑道路条件、道路的交通特征以及行人、非机动车等各种交通参与者的通行。
（三）方便市民的原则
临时停车场设置应根据市民停车需求，在非繁忙路段适当设置短时间免费临时停车位，方便市民出行时停车。
（四）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原则
临时停车场设置前应分析路内停车的交通特征，根据客观条件制定符合实际的方案，原则上不得在人行道上设置汽车停放点。在不影响交通畅通的情况下，尽可能发掘现有道路的潜力，合理利用支干道路，分时段设置临时停车场，解决停车问题。
（五）系统性和动态性综合考虑的原则
综合考虑交通网络和交通系统的问题，采用最佳解决方案，并根据市区道路网络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临时停车场的设置。
（六）符合城市市容市貌标准的原则
设置临时停车场应当符合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中有关市容市貌的要求。
第五条 下列区域原则上不能设置道路机动车临时停车场
（一）有碍市容或者占用消防通道的；
（二）在人行道设有燃气、供排水、供电和光缆等各类管线检查井的位置；
（三）已建成能够提供充足的停车场服务半径300米以内的地段；
（四）道路交叉口、学校出入口和公共交通站点附近50米范围内；
（五）市区主干道和交通流量大的次干道和支路；
（六）盲道和无障碍通道；
（七）人行道宽度小于3.5米的；
（八）其他依照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停车的路段。
第六条 临时停车场管理分免费和有偿使用两种方式。
在非繁忙路段的市场及其他公共设施附近，适当设置短时间免费临时停车位，免费停放车辆的停放时间不能超过30分钟。
对有偿使用的临时停车场实行管理与经营相分离。
第七条 由市规划局会同市容管理局、市公安局等部门制定我市市区道路和公共场地临时停车场的规划。
城市道路和公共场地临时停车场的设立审批，由市规划局、建委、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五项整治办等部门共同参与勘验、确定后，由市公安局依法实施行政许可。
第八条 市公安局负责对按规划确定的临时停车点进行设点划线，设置明确的停车标志。
在停车场出入口的显著位置明示停车场标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停车时限，及停车场的管理责任和管理制度。
第九条 由市财政局牵头，市监察局、物价局等部门共同参与，制定具体的城市道路和公共场地临时停车有偿使用方案，组织对临时停车场经营权的拍卖。
第十条 市物价局制定临时停车场停放车辆服务费收费标准，为取得临时停车经营权的单位办理车辆临时停放服务费收费手续。
第十一条 取得临时停车场经营权的单位（以下简称经营单位）与市财政局签订《承包经营市区道路和公共场地临时停车场协议书》。并凭《承包经营市区道路和公共场地临时停车场协议书》等相关资料，到市公安局申请设立城市道路和公共场地临时停车场许可；并到市物价局办理临时停车收费相关手续。
第十二条 临时停车场经营单位必须是依法经工商登记的保安服务企业或其他有相应经营资质的企业；经营单位负责日常停车管理，看护人员佩戴统一的工作证上岗。
收取车辆临时停放服务费，实行明码标价，使用税务部门统一印制的发票。临时停车场经营单位应按月向市财政局缴交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按月向财政部门报送本单位的会计报表及发票领用存情况。
第十三条 市公安局依法对临时停车场停车秩序进行管理；市公安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按各自职能分工依法对侵占临时停车场的行为进行管理。
第十四条 为保障道路交通秩序正常，市公安、建设、规划、城管等部门每年至少应对车辆临时停放路段评估一次，并根据道路交通状况、周边停车场增设情况，提出临时停车场的调整方案，并按设置临时停车场的程序，重新依法实施行政许可。
第十五条 因大型活动或其他特殊原因的需要，公安部门可对临时停车场地路段进行临时调整，并应将调整情况以显著标志予以告知。
第十六条 因城市建设维护或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市公安局有权依法调整或取消临时停车场。
第十七条 由于临时停车场的调整，市财政局视实际情况可适当调整经营单位应上缴财政的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第十八条 执行公务的军、警等特种车辆停放，按国家有关规定可免交车辆临时停放服务费。
第十九条 临时停车场的车辆停放收入属政府非税收入，由市本级财政统一管理，用于城市道路的维修养护，道路停车秩序管理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第二十条 在临时停放路段停放车辆时，机动车驾驶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划定的停车位内停放车辆；
（二）爱护和正确使用收费设备；
（三）按规定交纳车辆临时停放服务费。
第二十一条 在收费的临时停车场停放车辆，拒绝交纳车辆临时停放服务费引发的治安问题，由市公安局依法处理；不在指定区域违章停放车辆，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依法处理。对侵占临时停车场的行为由市公安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按各自职能分工依法进行处理。
第二十二条 未经市公安局许可，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擅自在市区道路和公共场地设置停车场，违者依法处罚。
第二十三条 未按收费标准收取车辆临时停放服务费的行为，由物价部门依法进行处罚；不使用税务发票收取车辆临时停放服务费的行为，由税务部门依法进行处罚；经营单位不按规定缴交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的由财政部门依法进行处罚。
第二十四条 临时停车场经营单位在经营过程中，造成停车场内的车辆损毁或者丢失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二十五条 驾驶人因自身过错造成临时停车场设施或者其他车辆损毁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从2009年6月1日起实行。




商法的价值

（周倍良，清华大学法学院）


一、价值——法的价值——商法的价值
商法的价值是一个相当宽泛的问题，笔者认为要谈论其价值，必须的先弄清楚一般意义上的法的价值，在这之上，才可能对商法的价值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价值，普遍意义上的看法是是客体对主体的满足程度，它既反映了客体呈现给主体的客观属性，也包含了主体对客体的评价。因此，法的价值我们可以这样给它定义：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为基础的，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是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这样的一个定义重点在于强调人们对于法在维护各种基本价值方面的希望，而并不强调法自身所具有的品质（虽然在广义上，这也是法律价值的一种。但是，笔者认为人的存在是价值研究的出发点。所有价值问题都与人有关。离开人，所有价值问题都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价值判断的问题应当通过人们的目的论来解决。即所有的价值都是相对于人来说的。所以，在以下的讨论中，本文主要讨论人们对商法价值的追求，而忽略商法自身的功能）。法理学上， 对法的价值的分类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但不管哪一种分类，只要是建立在法律价值的科学概念基础之上，都是有一定的意义的。为了更好的研究商法价值，本文尝试着将商法的价值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商法的终极性的价值追求，一是商法在这个终极追求下的价值名目。前者就是“商法所追求的社会目的和理想”。如果给它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称谓的话——法的目的性价值。而后者则指的是“商法为了实现其目的性价值而应具备的基本属性或共性价值”，我们可以称之为工具性价值。当然需要指出的，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的分类法具有相对性，它们之间并没有十分绝对的界限。应当说，一切价值都表现为目的，只不过是有些价值是从整体和最高意义上而言的，而有些价值则是局部的服务性的，和那些更高的目标相比，它们是为了实现、完善这些更高级目标的条件的。
二、目的性价值
（一） 目的性价值概述
　 一个部门的法律规范相互之间及其整体，都应当是一群具有“目的性”的规范。整体的法就应当是为了实现该体系的目的和价值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在价值体系中，人们往往把它叫做终极性价值。这是一个更上位、居统帅地位的概念。这就好比一支军队总有一个内容明确的目标；一次行动总有一个光明正大的任务一样。正如前面所论述的那样，终极性价值是最高的统帅性价值追求，那么在商法体系中的这样的终极性价值就应该是唯一的了。也就是说，在商法中，这个终极性的价值将是其所有内容以及在此之上体现出来的所有精神所追求的唯一目标。在商法中，所有的特征和原则都是为体现终极性价值而服务。它是商法的核心所在。那么商法的终极性价值究竟是什么呢？对此学者们众说纷纭。观点一认为，商法最终的价值是实现商事活动的自由、安全；观点二认为，商法的终极价值是实现商事主体的营利……
（二）商法的终极性价值——实现商事主体的营利
笔者认为商事法的终极性价值是实现商事主体的营利，即实现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这一点表现在商法上就是从法律制度上规范以营利为动机的商事行为，保护自然人、企业的营利，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之所以这么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论证：
1 从商法的发展历史来看。商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的罗德岛法（Lex Rhodia），甚至更早的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的海事法。伴随着人类从自给自足的原始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简单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问世于人间。尤其是货币出现以后，奴隶社会的商事交易出现某种繁荣。伴随着简单商事交易的发展，为了适应现实的需要，规范商事交易行为，简陋的商事法规就自然而然的出现了。虽然，古代商事法被深深的打上了奴隶制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烙印，不仅尚未从一般的民法规范中分离出来，而且自身也积极简单。但不能否认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中世纪，欧洲虽然处于封建王权和神权的铁幕统治之下，但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不可阻挡，地中海沿岸城市的发展，“经济的专门化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除本地及市镇市场以外，出现了大的定期集市，其中最著名的是香槟伯爵领地的四大集市……”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的出现。但是由于封建主和教会势力的强大以及对商业的歧视和抵制，封建法和教会法不可能为商人提供法律规则和救济措施。基于此，商会不得不另立规范，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商会形成了自己的自治权和裁判权，这种规约经历了从11世纪至14世纪几百年的时间，终于形成了中世纪商事法即商人习惯法。虽然商人阶层通过自治运动而创立的习惯法无法被纳入到国家法的体系之中，只能以民间法的状态存在。但其以成为近代商事法的起源，无疑也是不争的事实了。进入近代，伴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的纷纷确立，以及工业革命的推动，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全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与之相适应，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各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商法编撰运动。并影响到全世界。最终奠定了商法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不可动摇的地位。从商法的确立的历史过程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商法始终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而发展的。而商品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追求经济效益，调动全社会的一切资源来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在这个过程中，商法担当的任务就是为整个社会实现营利的目的提供制度上保障。这从更本上反映了商法的终极价值就是追求营利。
2 从商法与民法的比较来看。商法与民法，虽同为规定关于国民经济生活之法律，有其共同之原理，论其性质，两者颇不相同。盖商法所规定者，乃在于维护个人或团体之营利；民法所规定者，则偏重于保护一般社会公众之利益。为了实现维护个人或团体的营利，商法在沿袭民法的一般规定外，还就商事行为特有的情况而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如关于商事时效和法定利息的规定，关于商号、商业帐簿和共同海损的规定。
3 从商法的自身的具体制度来看。商事法以规定商事主体和商事行为为己任。而这些规定的本质集中地表现为规范营利行为。商事法的营利性并不表现为指导人们如何营利，而在于以法律制度构造自身营利的统一有机体。或者，以法律制度规范以营利为动机的商事行为。就拿公司法来说吧，发起人之所以创设公司，旨在营利，公司之所以从事营业活动，是为了营利，股东之所以转让其所持有的股票，还是为了营利，非股东之所以购买股票，莫不以营利为目的。还比如贯穿其中的企业维持制度等等。因此，确认营利、保护营利是商法对商事交易价值规律的客观反映，是商法的基本精神。
三、工具性价值
法应当具备的品质无外乎就是公平、正义、权利、自由和秩序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法律价值。我们当然也可以堂而皇之的将这些法理学已经研究出来的结果应用于商法这个更为具体的法律部门中来。但是这种很保险的研究是否有助于我们对于商法价值体系有更为清晰而更为深刻的理解，也许需要打上一个问号。对于商法而言，虽然它的工具性价值也包含着这几个方面，但是我们需要明白即使我们将这些已有的概念用于商法这个特殊的领域，它们实际上也已经被赋予了一种有别于一般法理学的特殊含义。人们常常忽视对不同法律部门的价值体系中同一价值形式的比较研究。而同一价值形式在不同法律部门中的定位的差异，却恰恰是部门法之间区别的内在体现。同样的价值如公平、效率，当把它们作为民法、经济法和商法各自的价值追求来进行研究时，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的极大差异。在商法中，反映其终极性价值的共性价值集中地体现为保障商事交易的安全和促进商事交易的效率。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原则又是统一于商事法的终极性价值——实现商事主体的营利。保障商事交易的安全原则，其作用就是为现代商事交易活动提供一个稳定而安全的市场秩序，排除不安全因素，为商事主体进行商事行为保驾护航。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交易的快捷、便利已成为商事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要最大限度的追求经济效益，实现营利。就必须提高商事交易的效率。促进商事交易的效率原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其主要表现为在商事交易过程中，缩短交易的周期、降低交易的成本、增加交易的次数和提高资金的利润率。
（一）保障商事交易的安全
现代商事活动，随着交易标的的增大、交易手段的复杂、交易周期的加快、交易范围的扩大，交易的风险日益突出。为了增强商事主体的安全感，调动人们从事商事交易活动的积极性，保障交易安全便成了商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保障交易安全就是要减少和消除商事交易活动中的不安全因素，确保交易行为的法律效用和法律后果的可预见性。现代商法采用了要式主义、公示主义、外观主义和严格责任主义，以保障交易之安全。
1 要式主义。所谓要式主义是指商法对公司章程、招股说明书、票据、保险合同、提单、仓单等重要的商事文书，大都规定了法定必载事项和相应的格式，以避免当事人在重大问题上的疏漏。例如，我国《公司法》第22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必须载明以下10个法定事项：公司名称和住所，公司经营范围，公司注册资本，股东的姓名或名称，股东的权利和义务，股东的出资方式和出资额，股东转让出资的条件，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的解散事由与清算办法。股东依法还应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
2 公示主义。所谓公示主义是指商法要求交易当事人对涉及利害关系人利益的客观事实必须公告周知，以便利害关系人有所了解，免受损害。在我国这些制度主要是：（1）公司登记的公示；（2）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市公司信息公开，包括招股说明书的公布、股票上市报告的公布、财务报告等的公布和备置；（3）公司债券募集办法的公布；（4）船舶登记的公告。具体的法条中也有相应的规定。例如，我国《公司法》第184条至第186条规定，公司合并、分立、减少注册资本时，应自作出决议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报纸上至少公告3次。我国《证券法》第62条第1款规定，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而投资者尚未得知的重大事件时，上市公司应当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临时报告，并予公告，说明事件的实质。
3 外观主义。所谓外观主义是指商法以交易当事人的行为外观为标准而认定其行为的法律效果。按照外观主义，交易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与意思表示不一致时，以意思表示为准，意思表示一经成立即发生法律效力。假若允许当事人以外观表示与真意不符而撤消商事行为，则显然不利于交易关系之稳固，从而造成交易的不安全性。商法中的外观主义以票据法的规定最为典型。例如我国《票据法》第4条规定：“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应当依法定条件在 票据上签章，并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第14条第3款又规定：“票据上其他记载 事项被变造的，在变造之前签章的人，对原记载事项负责；在变造之后签章的人，对变造之后的记载事项负责；不能辨别是在票据被变造之前或者之后签章的，视同在变造之前签章。”
4 严格责任主义。所谓严格责任主义是指商法对商事交易的当事人规定了严格的义务和责任。商事公司之行为，多依赖于公司之负责人，其负责人之责任，若不予以严格的规定，势必妨害交易之安全。为此，我国《公司法》第63条规定，董事、监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97条又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在公司不能成立时，对设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负连带责任，在公司不能成立时，对认股人已缴纳的股款，负返还股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的连带责任，在公司设立过程中，由于发起人的过失致使公司利益受到损害的，应当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二）促进商事交易的效率
商事交易，重在简便、贵在迅捷。对于商事主体来讲，简便迅捷的商事交易，就意味着交易周期的缩短、交易成本的降低、交易次数的增多和资金利润率的提高。为了促进商事交易的效率，商法确立了促进交易简便迅捷这一基本原则。商法贯彻促使交易简便迅捷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交易最为简便的方法就是确认当事人的商事契约自由与方式自由。因为，当事人在意志自由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明智的决策，去谋求利润最大化。为此，商法对某些商事交易事项，如公司法中公司章程的任意记载事项、票据法中票据的任意记载事项、保险法中保险标的价值的约定、海商法中海上保险之委托等均允许当事人自行约定，其宗旨即在于促使商事交易的简便迅捷。
2 交易方式和交易客体的定型化。交易方式的定型化就是指商法将交易的方式预先规定为若干类型，使任何商事主体，无论何时交易，都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如对销售商货柜商品明码标价的规定，记名证券的背书转让与无记名证券的交付转让等。交易客体的定型化就是指商法对交易客体的商品化与证券化。交易的客体，若是有形物品，使之商品化，予以划一的规格或特定的商标，确保大量交易迅速成交。交易的客体，若是无形的权利，由于不便流通，商法使之证券化，如股票、公司债券、支票、汇票、本票、保险单、运输单、提单、仓单等证券，商法均规定了一定的内容和格式，使之定型化，便于使用和流通。
3 短期时效主义。所谓短期时效主义就是将交易行为所产生的请求权的时效期间予以缩短而从速确定其行为效力的立法规定。商法为谋求交易的迅捷，颇多采短期时效主义之规定。如我国《票据法》第17条规定，票据权利在下列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自票据到期日起2年。见票即付的汇票、本票，自出票日起2年；持票人对支票出票人的权利，自出票日起6个月；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6个月；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3个月。我国《保险法》第26条规定：人寿保险以外的其它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二年不行而消灭。人寿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五年不行使而消灭。我国《海商法》则从第257条至第267条对短期时效作了专章规定。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不同的人，商法的工具性价值的划分也许就不同，比如有人会认为自由、公平也是商法的工具性价值。这当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认为，既然作一种学理上的分类，就要做到既能穷尽各个方面，又能高度概括。基于这个原因，本人认为将自由和公平作为工具性价值有不妥之处。因为，自由虽也为商事交易的一项重要原则，但深究其中，我们可以发现它其实是包含于商事交易的快捷原则之中的，商事交易之所以能够做到快捷、便利，就是因为它采取了区别于经济法的强制性规定，而在众多规范中实行自由主义原则。如尊重当事人的意识自治，确认当事人的契约自由与方式自由的规定。而公平原则，无可非议是所有法律均具备之本质。其精神本质在上面的保障交易安全与快捷两大原则中自然得到了体现，故本文不再予以详细论述。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安全与快捷这两个原则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应该是相互统一，相互和谐的关系，而不是对立分离的。商事交易的快捷必须建立在交易的安全原则之上，否则这样的快捷是无基石之快捷，也是不能长久的快捷。反之，如果商事交易片面强调安全因素，则势必影响商事交易的顺畅进行和整个社会经济价值追求的实现。同时，安全与快捷这两个原则又是统一于商法的终极性价值——实现商事主体的营利性目标的。纵观两者的关系，它们是互相统一、互相依存、不可分离的。


参考书目：王保树主编 《中国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雷兴虎 《略论我国商法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