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保英 教授


关键词: 司法审查/行政成本/投入与产出
内容提要: 行政成本权衡是司法审查中一种相对深层次的行为，其具有深化司法审查内涵、扩大司法裁量权、促使行政权理性化的价值。如果合理性审查制度能够建立，那么，探讨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既有理论依据也有实践上的可行性。笔者认为，在日后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应确立行政成本控制原则，建立行政公诉制度，概括规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拓展行政诉讼判决类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和第54条确定了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基本格局，即人民法院仅对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而不进行合理性审查的制度。显然，若依这个原则进行行政诉讼活动，我国司法审查中人民法院是无权也无法对行政成本进行权衡的。然而，近一两年来有关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呼声越来越高，思路也越来越清晰，正是在相关理论准备接近成熟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才把《行政诉讼法》的修改纳入了立法规划之中。[1] 《行政诉讼法》的修改面临对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中一系列宏观、中观和微观制度的调整，有些甚至会涉及到司法审查的制度格局，其中合理性审查的问题就成了人们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如果届时能够在行政诉讼中确立合理性审查的制度，那么，人民法院就有权在司法审查中对行政成本进行权衡。基于此，笔者认为探讨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既有理论依据也有实践上的可行性。本文将对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概念、制度价值、涉及的范畴及其原则等作一探讨，以求对《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有所裨益。
　 一、对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界定
　 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是指人民法院在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时，就行政主体进行行政执法或者其他行政活动中的行政消耗及其合理性作出测评并采取后续司法措施的司法行为。一则，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是以能够进行行政合理性审查为前提的。我们知道，理论范畴上的司法审查包括合法性审查与合理性审查两个方面，前者指司法机关只能审查某一行政行为是否有法律依据，若有法律依据即可以作出维持判决，反之，则只能作出撤销或其他形式的判决。“人民法院对行政权的司法审查主要是对行政权合法性的审查。只有在极个别情况下才能审查合理性。确立这样的审查方式之初衷在于使行政权与司法权保持各自相对独立性。行政权中有一个重要权力是自由裁量权，这一权力在各国的法律制度中基本上都予以确认，就是允许行政系统在一定范围内行使自由裁量权，对属于行政系统的自由裁量权司法系统最好不要过多干预，这是现代一般国家的行政法理论。”[2] 后者则是指司法机关有权对依法作出的行政行为进行更进一步的判断，也即作出其是否合理的判断。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存在于合理性审查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是司法审查中一种相对深层次的行为，因为它在对行政行为进行法律形式审查之后，还要作进一步的追问。若一国行政诉讼制度仅仅确定了合法性审查原则，那么，司法审查中便无法进行行政成本的权衡。二则，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于司法审查的制度设计。所谓司法审查的制度设计是指一国所确定的司法审查的制度类型及其制度运作中的细节。一些国家的司法审查制度中既包括了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又包括了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中，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的权衡就有可能在具体行政行为之成本与抽象行政行为之成本两方面来进行。目前我国仅确立了司法审查中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单一类型，在这个相对单薄的类型中，司法审查时行政成本权衡的深度和广度也要浅一些，即依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制度，即便确立了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也只能针对具体行政行为来进行。“人民法院对行政权的司法审查只限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而不能审查具体行政行为以外的抽象行政行为，这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特色。”[3] 三则，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所监控的对象是行政主体与国家政权体系的关系。行政诉讼制度从较为广泛的意义上讲是行政监督制度，[4] 即人民法院对行政系统行使行政权进行监督的制度。在司法审查中，司法机关监督的核心则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是否理性，若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有侵害行为就有可能带来行政行为被撤销的后果。而在司法审查的行政成本权衡中，监督的核心是行政主体与国家政权体系的关系，行政主体在一个行政执法行为或者其他行为中大量消耗行政资源虽有可能不会对行政相对人造成侵害，但却完全有可能对国家政权体系造成侵害。从这个意义上讲，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监督对象是另一种关系形式。由此可见，如果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制度能够得到确立，将会对我国传统行政诉讼的格局产生影响。上列三个方面是我们研究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切入点。如果将笔者关于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定义分解叙述的话，下列内容显然是不可缺少的。
　 第一，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主体是人民法院。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主体是指在司法审查中由谁来权衡行政主体的行政成本。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因为司法审查是由司法机关即人民法院主持进行的，因此，行政成本权衡的主体亦应当是人民法院，似乎不存在任何争论。然而，若将问题向前推演一步，情况就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我们知道，行政诉讼中的参与主体除了作为主导因素的人民法院外，还有对行政行为提出否定主张的原告，即行政相对人。他们在对行政行为提出异议以保护自己权益的同时，能否对行政成本提出不当性主张，进而成为行政成本的制约主体之一等问题并没有在《行政诉讼法》中作出明确规定。另外，随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人民检察院很有可能成为公益诉讼的公诉人，那么，其是否也可以成为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主体等都是有争议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司法审查是由人民法院主持的，其他主体只是司法审查过程的参与者，他们的权利与义务必须在人民法院的掌控之下运行。因此，应当认为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主体是人民法院，其他主体可以配合人民法院对行政成本进行权衡，但他们并不具备行政成本权衡的主体资格。还应指出，人民法院的行政成本权衡仅可针对已进人司法审查阶段的行政行为的成本，而对于未进入司法审查阶段的行政行为的成本其则不能进行审查。换言之，其并没有在行政诉讼之外审查行政成本的主体资格。
　 第二，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内容是行政的投入与产出。行政权行使中存在着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所谓投入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和其他行政管理中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在现代社会中除了这些因素外，还有诸如信息等其他软件的投入。毫无疑问，任何投入的目的都在于带来一定的社会效果，我们把行政权带来的社会效果叫做行政的产出。法治发达国家已经在一定范围内用法律规范对投入产出的关系进行调整，将提高行政效率作为规制对象就是一个例证。以《西班牙行政程序法》为例，其第29条第1项规定：“行政作用应依经济、迅速以及效率的法则展开之。”[5] 该条已不单单是对行政过程的形式连结进行调整，而主要在于对行政过程的实质进行调整。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各国行政法治基本上都有这样的趋势。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内容就是要对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的消耗与收获之关系进行考量。若发现行政主体在过大消耗的情况下并没有带来较大的产出或者收获，那么，就可以认定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的成本过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针对行政相对人作出的，通常情况下，作为原告的行政相对人可能只主张行政行为对自己权益造成侵害的那部分，而不会对行政主体投入较多行政成本进行权衡，进一步讲，这个权衡不一定会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造成影响。
　 第三，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标的是行政权力。司法审查的标的是行政行为，这是没有争议的。依《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我国司法审查的标的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即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否进行审查，并依审查的结果作出相应判决，整个行政诉讼过程就是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为中心而展开的，行政行为作为审查标的的地位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标的是否也是具体行政行为呢？回答是否定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行政成本权衡的核心不是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或合理性与否，其所考量的乃是行政行为的上位要素，即决定行政行为作出的行政权力。通常情况下，一个行政行为的作出是无法进行成本权衡的，因为依行政程序法和行政实体法的规定，行政行为只要依法律规定的要件而作出就是合法的，其在作出过程中的消耗只要没有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就无法作出大与小的衡量。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所突出的都是形式要件。而行政成本权衡则已经超越了具体行政行为本身，其是对操控行政行为的行政权力的权衡。行政权力大多设定于行政实体法之中，或者行政组织法之中，或者部门行政管理法之中，行政权力有投入与产出的成本分析基础。因此，应当认为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之标的是行政权力。这在逻辑上也是说得过去的，人民法院对行政系统的制约并不是对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制约，而是对行政主体代表国家所行使的行政权力的制约。上面已经说过，行政成本权衡所反映的是行政主体与国家政权体系的关系，因此，行政成本权衡的作用基点在行政权力方面而不是在行政行为方面。
　 二、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价值
　 司法审查的深度和广度在不同的政权体制之下有不同的表现，甚至在同一类政权体制之下的不同国家亦有微妙差别。 [6]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若从制度和运作的情形观察，应当说在深度和广度方面均是不尽如人意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理论基础就在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这是国内教科书对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普遍评价。[7] 基于此，我国司法审查中所关注的是具体行政行为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常常以行政相对人是否能够接受具体行政行为作为审查的重要依据，即便将具体行政行为置于行政合理性原则之中，其中关于合法性的审查也会尽量地与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予以结合。易言之，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深度与广度仅仅与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保护联结在一起，当然这也可以算作行政诉讼制度的模式之一。但有些国家在建构其司法审查制度时则是另一种情形，其所关注的是行政权力的行使，或者司法审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制约行政权力与保护社会公众的双重价值。以美国的司法审查为例，在整个司法审查过程中，法院的功能即在于使行政权的行使更加理性。而不以防止行政权行使中侵犯行政相对人权益这一单一价值目标为核心。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条所确立的我国司法审查的宗旨并不仅是相对人权益保护这一单一价值，只是后来的制度建构忽视了对行政权力约束和考量这一相对较高的价值。该法第1条规定：“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地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可见其中关于司法审查的价值目标乃是双重的，即保护行政相对人权益与监督行政机关行使职权。而依第二个价值目标，我们便能够得出在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行为中权衡行政成本乃是顺理成章之结论。那么，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究竟有什么样的法律价值呢？笔者试从下列方面予以分解。
　 第一，深化司法审查内涵的价值。司法审查的内涵在我国是比较清晰的：一方面，我国的司法审查以合法性审查为原则，《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依该条规定，合理性审查目前在我国是被排除在外的。[8] 另一方面，我国的司法审查仅以具体行政行为为对象，即人民法院只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其中所突出的是审查过程中的行为属性而不是行为的过程属性。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的司法审查以行政相对人的诉权为始点和终点，即审查的开始以诉权为转移，审查的终结也以诉权为转移。我们知道，诉权是归于社会个体的权利，其与公权是没有关系的。上列方面实质上框定了目前我国司法审查相对狭窄的内涵。如果我们能够在司法审查中赋予人民法院对行政成本的权衡权，那么，我国行政诉讼乃至于整个司法审查的内涵将会被明显予以深化。一则，人民法院的行政成本权衡使司法审查由合法性变为合法与合理的双重性，正如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的基础条件是合理性审查机制的形成。在司法审查中，司法机关对行政效率的衡量无论如何都是以合理性为基础的。二则，行政成本权衡将审查的视野由具体行政行为拓展到了行政权力，由一个行为状态扩展到了行为过程。这个拓展若能成功还有可能使司法审查拓展至抽象行政行为，因为行政机构体系中的成本是一个综合因素，具体行政行为只能权衡行政成本中的一部分内容。三则，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与行政诉讼制度构建中的权利保护价值、行政权力制约价值都有联系，一旦司法审查中人民法院能够站在监控行政权力的高度来制约行政系统，行政诉讼和司法审查的内涵将必然会得到拓展和深化。
　 第二，扩大司法裁量权的价值。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都在一定范围内享有自由裁量的权力，不论行政机关、立法机关还是司法机关概莫能外。所谓自由裁量权是指由权力行使主体享有的进行自我选择和自由处置的权力。有人认为现代宪政制度及其他规范国家权力的制度就在于既为诸种权力主体设定裁量权，又通过一定的机制控制其自由裁量权。“裁量权之建构与限定存在不同，不过二者可能存在交叉。限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裁量权不超越规定的界限，而这可以通过颁布的法律、行政规则或避免裁量权的发展超越界限等方式完成。建构的目的在于在界限范围内控制行使裁量权的方式，而这也可以通过颁布法律、行政规则以及其他方法完成。无论就裁量权之限定还是建构而言，制定行政规则都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具：确立裁量权界限的规则可以对其进行限定，而明确行政官员在界限范围内之所作所为就是对裁量权的建构。”[9] 由于国家权力的性质和特点不同，不同主体行使的自由裁量权亦有所不同。立法权和司法权被认为是能够找到明确界限的权力。[10] 因此，这两种权力中的自由裁量权一是比较清晰，二是有一套严格的控制机制，如它们的自由裁量权仅仅存在于一定的幅度之内，即其在上限和下限之间对行使权力的事态作出选择。与之相比，行政自由裁量权则要复杂得多，笔者曾经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的领域作过描述，指出其存在于“幅度范围”与“空白地带”两种情况之下。前者与立法、司法裁量权相同，后者则是指在法律没有对某一事态作出规定而行政机关又必须予以处理的情况下存在的权力。[11] 总之，行政自由裁量权要远远大于司法自由裁量权。这种权力分配的不对等性，使司法审查中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制约十分有限，为了寻求两种权力在自由裁量权行使中的平衡，笔者认为应适度扩大司法自由裁量权，即允许司法机关在司法审查中自由选择处理方式，以使其对行政权的制约相对给力。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便是一种由司法机关行使的裁量权力，其根据行政权的内外在状况从深层次判定行政权行使的消耗与产出，进而制约行政权力。当然，这只是扩大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进路之一，从国家权力的总体格局上讲，司法审查中司法机关自由裁量权力的扩大必然有利于其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最终结果将使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建构起一种新的制约模式。
　 第三，促使行政权理性化的价值。行政权之合法性与行政权理性化之间的关系在学界尚无深入研究。不过，从我国行以法学界的基本论点看，似乎行政权的合法性与行政权的理性化是同一意义的事物。即是说，只要我们能够做到行政权的合法化，那么，我们也就能够实现行政权的理性化。或者说，行政权的理性化可以通过行政权合法化的实现来得到证明。正因为如此，我国行政法学界和行政法治实践中基本上不去研究行政权的理性化以及实现行政权理性化的其他手段，而是一味强调依法行政或法治行政。然而，在笔者看来，行政权的合法性仅是行政权理性化的充分条件，而不是行政权理性化的必要条件。换言之，行政合法性只能作为测定行政权理性化的指标之一，如果我们将其作为唯一指标就必然会降低行政权理性化的价值。行政权是否理性化决定于诸多因素，一方面，决定于法内因素，即如果我们在法律制度中有良好的用以规范行政权的规则，那么我们就可能保证行政权理性化的实现。在规则不好的情况下行政权即使在法内运作也仍然难以实现理性化。另一方面，决定于法外因素。在现代社会中，制约行政权的除了法律规范之外，还有诸多法外因素，如科技、习惯、道德等等都能够对行政权行使的质量产生影响。目前我国司法审查中仅仅进行合法性审查似有可能使被称之为恶法的法律规范对行政权的制约变为合理，进而使非理性的行政权行使得到司法审查的认可。由此可见，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是在相对超越既成规则的情况下对行政权行使的内在性进行审视，这个审视既使行政权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合法性，又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理性化。这其中的道理是非常清楚的，尤其在我国行政实在法还存在较大不足的情况下，促使行政权行使的理性化将是目前我国司法审查的一大历史使命。[12]
　 三、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范畴
　 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范畴是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基本问题之一，具体指人民法院在司法审查中究竟在哪些范围和领域对行政成本进行测评和估算。毫无疑问，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不仅仅是一个行政法学的理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应当成为行政法治实践问题，即我们应当用行政实在法将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规定下来，例如，我们可以通过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的方式对行政成本权衡的一些具体事项作出规定。当然，实在法的规定是排解实务环节所有有关这个范畴争论的有效解决方法。在我国还没有确立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制度的情况下，我们从理论上先行探讨行政成本权衡的领域是十分必要的。在本文第一部分作者已经指出，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标的是行政权力而不是行政行为，若笔者的这一论断正确的话，便可说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范畴甚至超越了具体行政行为本身。我国目前司法审查中有关范畴的分布是十分确定的，就是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且仅仅以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为审查的核心，这就使我国司法审查的范畴十分狭窄。与之相比，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范畴则要宽泛一些，我们这样说在理论上也是成立的，因为合理性审查的深度和范围要比合法性审查的深度和范围更加深刻一些。对于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范畴我们可以从纵向和横向若干方面分析。然而，纵向的范畴所涉及的是行政成本权衡的深度，包括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对行政效率认知的程度等等，即便我们要在行政实在法中确立行政成本权衡制度，此种纵向上的范畴我们也是无法用法律规范予以规定的。横向上的范畴则是相对确定乃至于相对静态的，我们只要能够在目前情况下将行政成本权衡的横向范畴厘清就很不容易了，笔者将这个横向上的成本权衡范畴概括为下列若干方面。
　 第一，行政过程模式选择的范畴。行政过程是指行政机关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和进行行政执法的整个行为序列。其是对行政活动相对较大范围的一个总称。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就存在于行政过程中，或者说，行政过程是由若干具体行政行为构成的。在司法审查中，人民法院所受理的是行政相对人所起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整个司法审查也是针对具体行政行为而展开的，如果人民法院不能对行政成本进行权衡，其只要审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否。进一步讲，其完全可以以静态的审查方式针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状况而进行审查活动。但是，一旦人民法院能够对行政成本进行权衡，其就必须将具体行政行为放置在一个较大的视野中加以考察，放置在行政机关进行行政管理活动的过程中如以审视。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活动过程的模式是可以进行选择的，对于绝大多数行政管理活动而言都是如此。以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颁发许可证和执照为例，其就可以作出行政过程上的选择。如其可以根据国家的行政管理战略从开发经济管理潜力的角度赋予行政相对人经营权，也可以根据发展文化事业的战略赋予行政相对人某种文化权益。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的赋权行为的作出存在着轻重缓急，选择先赋予何种权利后赋予何种权利在法律上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答案。整个行政过程都决定于行政机关对问题的判断。在这个过程选择中必然存在行政成本问题，即选择此一行政过程即可能会增加社会财富，并符合当事人利益。而选择另一种模式则有可能增加社会负担，还有可能侵犯行政相对人的权益。正如法国学者迪韦尔热所分析的：“人们发现刻板的官僚模式使它难以适应新情况。这种模式还造成领导人与执行者、执行者与公众之间的冲突，而这些冲突又造成能量的巨大消耗；组织无法去实现其目标，把精力尽花费在调整这些冲突上。有些人称，这些缺陷不可能真正克服，因为克服缺陷的手段最终只能进一步加深组织的官僚主义性质。内部冲突及与公众的冲突导致加强控制和建立新的调整规则，这就使体制本身更加臃赘。”[13]基于此，他建议，权力必须溶于机构之中，“机构使权力易于接受，因为机构在下属同上司从不接触的情况下，抹掉了下属对上司的屈辱地位感。” [14]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第一个范畴便是对行政主体行政过程模式选择的判定。对于那些选择不当或错误或增加社会负担的行政过程可以进行适当的司法处置。
　 第二，行政行为方式选择的范畴。行政行为的概念在行政法学界是有争论的：“行政行为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国行政行为的概念。自1826年起，德国法学家从法国引入了行政行为这个概念，并且将其发展成为德国的概念。最初，行政行为包括根据公法或私法采取的一切行政措施。后来，行政行为的范围逐步限定于那些在公法领域中采取的行政措施。1895年，奥托·迈耶教授在其论述德国行政法的鸿篇巨著中，把行政行为权威性地定义为：行政行为是关于‘在个别的条件下决定某个权利主体的权威性宣告’。”[15]由这个定义可以看出，行政行为无论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其都是行政主体对有关的行政事务进行处置时采取的一个手段，行政行为是对行政主体采取的行政手段的一个抽象。即是说，在行政行为的概念之下可以包括诸多的行为方式，任何一个行政行为都包含着不同的行为方式，以行政许可行为为例，其中就包括告知、批准、执照颁发等行为方式。行政处罚等行为也不例外，其中也包含着告知、科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执行等若干个不同的行为方式。每一个具体行政行为中所包含的行为方式常常是不确定的，当然，如果法律规范对一个具体行政行为的行为方式规定了严格的形式要件时，行政主体就无法进行选择。但事实是，行政法规范一般只规定行政行为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规定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的依据，而对行政行为中具体的行为方式并不一定有严格规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规定的行政主体对行政许可的监督行为为例，其就没有规定行政主体具体应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方式监督许可权益人。这样一来，行政主体在进行监督时就可以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行为方式。我国绝大多数行政行为在作出时，行政主体都有选择相应行为方式的权力。某一行政行为被诉以后，行为方式的选择状况便不能作为判决被告违法与否的依据，因为任何一种行为方式的选择只要不违反法律明文禁止的事项，都应当说是合乎行政主体的行政自由裁量权。但是，人民法院在行政成本权衡中则可以对行为方式进行考量，若行政主体选择此一行为方式更能节省行政成本，其却选择了彼种行为方式，人民法院便可以作出适当的司法处置。
　 第三，行政程序选择的范畴。行政程序在行政法学理论中可以划分为诸多类型，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就将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分为三种，一是简易程序，指行政主体在对案件事实清楚且证据充分确实的违法行为作出处罚时适用的程序。二是一般程序，指行政主体在对一般行政违法行为作出处罚时适用的程序，这是行政处罚的基本程序，包括调查、决定、执行等具体的程序环节。三是听证程序，指行政主体对重大复杂的行政违法案件进行处罚时适用的查清案件事实的特别程序。上列三个程序在行政处罚中的适用基本上是确定的，但在有些情况下也存在选择问题，即究竟是适用简易程序还是适用一般程序在有些案件中是有选择的、是否一定适用听证程序同样存在选择。在《行政处罚法》有严格规定的情况下尚且如此，在其他的行政行为中情况则更加复杂。由于我国没有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行政程序散见于诸多的部门行政管理法之中，每一个部门行政管理法对行政程序的设计并不是针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而是针对该行政管理领域的，例如有关土地行政管理中行政行为的程序即反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之中，有关水行政管理的行政行为程序则反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及其他有关水利管理的法律规范之中。此种复杂的程序规则使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有诸多的程序选择，如在一些行政处罚中既可以选择一般程序又可以选择简易程序等等。在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中，只要人民法院能够找到行政主体程序上的依据，那么无论这个程序是如何选择的，都可以判定该行政行为合法。但是，司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则包含另一种情形，人民法院可以进一步判定行政主体在行政程序选择中的合理性与否。对于过度增大行政成本的程序选择同样可以作出司法处置。
　 四、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与《行政诉讼法》修改的若干走向
　 在目前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中并没有明文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权衡行政成本的问题，即《行政诉讼法》并没有赋予人民法院在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权。然而，在笔者看来，人民法院即便在目前的行政诉讼制度之下亦有一定的权衡行政成本的空间，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行政诉讼法》赋予了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作出司法建议的权力。所谓司法建议是指人民法院在行政审判中，在案件作出判决之后，可以针对行政主体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些许瑕疵，建议让其整改或者今后予以注意的司法行为。司法建议可以在判决行政机关败诉的情况下作出，也可以在判决行政机关胜诉的情况下作出，其主要针对的是行政主体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存在的程序上或实体上的些许瑕疵。显然，人民法院完全可以对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时的行政成本过大或者不考虑行政成本的行为提出司法建议，让其在今后作出同样行政行为时予以注意，甚至可以提醒其在行政执法中注意培养效率意识。美国学者戴维斯就曾尖刻地指出：“当私方当事人就其所认为的政府官员造成的非正义诉诸法院寻求救济时，政府或许可以：第一，尽其所能促成根据实体内容做出司法判决；第二，反其道而行之，花费纳税人的钱财让政府律师在根据实体内容做出司法判决的路上设置重重障碍；或第三，采取某种中间路线。我的看法是第一种路线比较合理，而第二种路线则是不可原谅的。”[16]不言而喻，在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之下，人民法院在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最高的处置手段也只能是司法建议。基于此，笔者认为从行政成本权衡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及其价值出发，应当作为一个重要的行政诉讼制度写进《行政诉讼法》之中。那么，在《行政诉讼法》修改中究竟应当如何处理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笔者认为下列方面是至关重要的。
　 (1)确立行政成本控制原则。现行《行政诉讼法》有两类原则，一类叫共有原则，即行政诉讼、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三大诉讼都有的原则，其中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合议原则、辩论原则、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等，这些原则在三大诉讼法典中都作了规定，在三大诉讼中的内容和适用都是大致一致的。第二类是特有原则，即只有行政诉讼法才有的原则，行政法学界认为下列三个原则是特有原则：一是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原则。二是在行政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原则。这个原则在其他两个法典中并没有列举规定，因为在其他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地位的平等是毋须强调的，在民事诉讼中原告与被告具有完全相同的地位，没有必要再作出这样的强调。而在刑事诉讼中原告与被告的平等是以另一种形式体现出来的。行政诉讼则不同，行政主体只能当被告且不能反诉，尤其要承担举证责任的制度更是使其在诉讼过程中处于劣势。但是，行政主体在执法中的优势地位使其在行政诉讼中必须在表面上处于劣势。即是说，在本质上讲，行政诉讼中原被告地位是平等的，为了防止引起误解，行政诉讼法将其作为一个原则予以强调。三是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进行监督的原则。由于人民检察院在行政诉讼中与在刑事、民事诉讼中有完全不同的权力范畴，故而将其作为一个特有原则规定下来是顺理成章的。上述特有原则在行政诉讼法中的出现近年来遭到了学界的普遍质疑和批评，尤其人民法院只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更是成为质疑较多的一个原则。 [17]诸多学者主张应当将合理性审查同样作为一个原则写入行政诉讼法之中。当然，合理性原则如果能够被写进《行政诉讼法》，即意味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有了重大突破。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也有了相应的依据。但是，笔者认为，若要在我国行政诉讼中确立行政成本权衡的制度，就必须在《行政诉讼法》总则部分增加一个新的原则，那就是行政成本控制原则。将这个原则与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行政法制监督等指导思想性条款并列起来，即通过这个原则使《行政诉讼法》较目前多一个功能，即行政成本控制的功能。现行《行政诉讼法》的功能有两个，一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二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这两个功能无论如何也不能涵盖行政成本控制功能。该功能被确定以后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的行政成本权衡也就有了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
　 (2)建立行政公诉制度。行政权被卢梭定位在一个比例中项上。 [18]依其论点，行政权的一端是主权者，如果我们对主权者作一个相对概括的理解的话，它便指的是国家及其国家政权机构的整体，如果作相对具体的理解的话，则主要指表达国家意志的立法机关。另一端则是臣民，即承受行政权力的社会公众，也就是我国《行政诉讼法》中规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行政权力的行使有可能在上列两端都出现侵权情形，要么通过不当行政行为侵犯社会公众的权利，要么通过不当行政行为侵犯国家的权力。《行政诉讼法》作为权益或权利救济的法律究竟应当救济何种权（利）力，便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若把行政权放在卢梭所说的比例中项上分析，其与国家政权体系的关系、与社会公众的关系便是一个较大范畴中的两个支范畴。既然通过《行政诉讼法》救济了受侵犯臣民的权益，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建立一个与之对应的救济受侵犯国家权力的制度呢？进一步讲，目前行政诉讼制度仅仅救济私权而没有救济公权。近年来学者们建议在行政诉讼中设立公益诉讼的范畴，但都没有从目前行政诉讼制度权益救济的片面性出发进行论证。救济了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原告的私权只是实现了权利救济的一部分功能，而较大一部分的公权被侵犯后则无法救济，行政公益诉讼建立以后便可以改变目前的格局。公益诉讼的主体既可以是不特定的法定主体，又可以是作为公权行使者的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的标的可以是行政主体任何侵犯公共权益的行为或者任何不当的权力行使，也可以是任何在行政权行使中的消极表现，包括对行政相对人的消极和对国家的消极。目前对行政相对人的消极可以通过行政不作为诉讼进行救济，而对国家的消极则无法救济。行政权对国家的消极最为核心的表现就是不注重行政效率的提高，而任何不提高行政效率的行为都人为地扩大了行政成本。因此，建立公益诉讼是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制度基础，因为在有关行政相对人捍卫私权的行政诉讼中行政成本的权衡是十分有限的。
　 (3)概括规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在行政诉讼法典中的行文方式是最为讲究的，其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采取了列举的方式，其目的在于使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明确化。其一，通过列举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哪怕是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也不能接受司法审查。这个排除对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而言是十分关键的，因为在我国即便是乡镇人民政府也能够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 [19]进一步讲，我国乡镇人民政府的行政行为也只有一部分可以接受司法审查。其二，通过列举将内部行政行为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行政系统中的内部行政行为虽然不直接与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发生关系，但其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常常有间接影响，而且内部行政行为关系到行政权行使的质量。其三，行政诉讼法还排除了对行政机关最终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也即是说，人民法院无法对行政机关最终作出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而在我国行政过程中行政机关最终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并不少，有些甚至是十分重要的。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机关对于土地权属的确认等具体行为，复议机关的决定就是终局决定。除上述外，还有一些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限制。笔者认为，我国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采取列举规定的方式严重制约了我国司法审查的范围。以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为例，目前的受案范围只能使人民法院在行政主体具体行政行为的权力行使中进行成本权衡，而对于抽象行政行为中的成本则无法进行权衡。然而，行政法治实践中的事实是，一个抽象行政行为常常会导致若干具体行政行为。因此，若能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便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功效。要在行政诉讼制度中建立行政成本权衡制度，就必须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行文方式进行调整，具体而言，用概括规定的方式进行处理是最好的，通过概括规定，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一个行政行为是否能进行司法审查并进而进行行政成本权衡，其决定权在人民法院而不在行政机关，这也应当说是司法裁量权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中的体现。
　 (4)拓展行政诉讼判决类型。目前我国行政诉讼判决的类型似乎是比较完善的，其中包括维持判决、撤销判决、变更判决和促使行政机关履行职责判决等。上列判决类型在处理行政行为与私权的关系时是比较周全的，既包括了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情况下的撤销，也包括了行政行为在合法情况下的维持，还包括了行政处罚在不当情况下的变更等。同时，还有行政机关不对行政相对人履行职责时的履行判决等等。然而，这些判决中没有一个能够保护行政机关对公权力造成的侵害。因此，如果我们要在行政诉讼中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相应的判决方式也必须作出改变，也即应当拓展目前的判决类型，如我们可以在行政诉讼法中确立督促行政机关提高行政效能的判决，而且可以把目前行政诉讼法中的司法建议改为判决加以运用。目前的司法建议没有任何约束力，人民法院作出司法建议后行政机关既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既可以给人民法院有所反馈，也可以不予以反馈。如果将司法建议改为判决就使其有了与其他判决一样的拘束力，行政主体如果不予接受，人民法院便可以采取司法强制。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如果具有了司法强制力，那么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也就有了质的飞跃。






注释:
[1]第十届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中就有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内容，但由于理论准备和实务准备都不十分到位，因此，在十届人大期间该法并没有进入修改的议程中。所谓该法修改的理论准备不成熟，是说《行政诉讼法》究竟如何修改在理念问题上和制度设计的问题上还没有形成共识，而且争议还比较大。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甚至存在认识上的对立。至于实务准备不到位，是说不论立法机关还是司法机关，尤其行政机关还只能够适应目前《行政诉讼法》的内容，对于一些新的内容既无思想上的认识，也无制度上如何承受的准备。以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为例，在该解释将行政诉讼法的相关内容细化以后，一些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就感到极大的不适。十一届全国人大期间是否一定能完成对该法的修改，仍有很大疑问。
[2]关保英：《行政法教科书之总论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06页。
[3]前注[2]，关保英书，第606页。
[4]应松年教授主编的《行政法学新论》一书在“对行政的监督”一篇中设置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等章节。依这个体系设计，行政诉讼乃是行政监督的构成部分。这基本上反映了我国行政法学对行政监督与行政诉讼关系的认识。参见应松年主编：《行政法学新论》，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556页。
[5]萧榕主编：《世界著名法典选编》（行政法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294页。
[6]司法审查的深度与广度的复杂性通过法系的分析也可以得到佐证，例如，同是大陆法系，但在不同的国家，司法审查的广度和深度亦有较大差别。法国作为大陆法系的代表之一，其司法审查的深度和广度超过了任何其他大陆法系国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可以去深究的，也许决定于一国的历史传统，也许决定于一国的法律文化，也许决定于一国司法审查制度设计时的偶然事件等等。
[7]如有学者认为，建立和发展行政诉讼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课题，诸多经典作家关于公民对公务人员行使监督权的论断，可以说是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思想基础。我国现行宪法关于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具有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及索赔权的规定，则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建立的法律依据。参见杨海坤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91-193页。
[8]近年来，在有关修改《行政诉讼法》的讨论中，诸多学者主张对行政合理性进行审查应作为该法修改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理由在于合法性审查仅是司法审查的一个方面，合理性审查则是司法审查的另一个方面。如果我们只承认一个方面就是片面的司法审查制度。换言之，要建立全面的司法审查制度就必须赋予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进行合理性审查的权力。
[9][美]肯尼斯•卡尔普•戴维斯：《裁量正义》，毕洪海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08-109页。
[10]参见李惠宗：《行政法要义》，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6页。
[11]“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于两种情况下，第一种情况是‘空白地带’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所谓‘空白地带’是指法律规范没有规定，但行政管理必须予以处理的那些特殊事态。在此情形下，执法人员必须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一个标准，对案件予以处理，在选择时既要考虑法律原则，又要考虑合情合理。此一范畴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在行政法学理论中基本上被忽视了。第二种情况是‘幅度范围内’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理论以及有关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法律原则要求选择必须适度，即不能使自己选择的标准与行为性质应该承受的结果不一致。”参见关保英编：《行政法案例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
[12]如近一段时间来行政实务部门和行政法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即“钓鱼执法”，就是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中为了取证方便或者为了完成某一执法行为而采用为行政相对人下诱饵的方法使其实施违法行为进而予以处理的行政执法行为。称“钓鱼执法”乃是人们对行政主体一些不当执法行为的形象比喻，它本身并不是法律上的专门用语，这与行政滥用职权、行政超越职权等不当执法有很大区别。其实，钓鱼执法所描述的此类执法以钓鱼作比喻并不十分恰当，因为在钓鱼的概念中有愿者上钩的涵义，而钓鱼执法中行政主体的整个行为过程是以设置陷阱为根本的。这说明我国行政权行使中的非理化还是非常明显的。
[13][法]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杨祖功、王大东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73页。
[14]前注[13]，[法]莫里斯•迪韦尔热书，第174页。
构建和完善社区矫正机构设置体系研究

贾 冬
（江苏省江宁监狱 江苏南京市 211122）

[摘要]：现行法律规定由公安机关负责对非监禁刑和监禁刑的社会执行的监督、考察存在着明显缺陷；当前由人民法院、监狱管理机关或安置帮教部门负责社区矫正执行工作的机构设置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中行不通；应由政法委统一指导，在司法行政部门内设立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司法所具体执行，监狱派驻警察协助；应设立假释委员会，负责对假释的裁定工作；监所检察机构应升格为刑罚执行检察机构，负责对社区矫正执行工作进行监督；应制定社区矫正法律法规，并完善相关法律。
[关键词]：机构设置 社区矫正管理局 假释委员会 刑罚执行检察机构 社区矫正法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刑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和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根据现代刑事司法非刑罚化和刑罚执行社会化的发展趋势，随着我国刑事政策的不断调整，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适用形式和适用比率将会出现越来越扩大的态势，其执行任务会逐渐加重，执行要求会逐步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
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取得了初步的成就并积累了一定经验。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进行必然要求实现社区矫正机构设置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但是，社区矫正机构设置问题至今未能解决，两高两部的《通知》并未明确社区矫正的机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制约着社区矫正工作的试点开展和长远发展。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推进行刑制度的改革，科学设置社区矫正机构是一个非常必要而又亟待解决的具有重要现实价值的理论课题。本文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机构设置原则，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的要求，立足我国国情，结合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借鉴国外社区矫正经验，对社区矫正机构设置从以执行为重点，兼顾决定和监督共三方面作全面而缜密地思考，并提出了社区矫正机构设置的法律保障，希望有助于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一、现行法律对社区矫正执行机构的规定及其缺陷
按照两高两部的《通知》要求，社区矫正的对象主要是被人民法院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或由人民法院和监狱管理机关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以及被单处剥夺政治权利或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且正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的相关规定，由公安机关负责对上述五种罪犯实施执行、监督和考察工作。现实中，公安系统内部并未设立专门的执行机构而只是由基层派出所负责执行。现行机构设置在立法与执行中存在着明显缺陷。
（一）我国政府所签订、加入或承认的国际条约和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参于起草的有关法律文件，是我国必须遵守的法律依据或渊源。其中，就有《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60条第2款规定：“刑期完毕以前，宜采取必要步骤，确使囚犯逐渐纳入社会生活。按个别情形，可以在同一监所或另一适当机构内订定出狱前的办法，亦可在某种监督下实行假释，来达到此项目的；但监督不可委之于警察，而应该结合有效的社会援助。”故而立法上由公安机关作为刑罚执行的主体与联合国的规定相冲突，也成为某些国家利用人权大做文章的依据。
（二）作为专司社会治安保卫工作和刑事侦查工作的公安机关，面对新的时期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犯罪率长期居高不下、刑事案件日渐增多的局面，随着职责不断扩大，尤其在基层派出所，警力不足、财力有限、物力紧张的矛盾非常突出。繁重的社会治安保卫工作和刑事侦查工作已使其不堪重负，社区矫正工作实际上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往往难以兼顾被视为次要的社区矫正工作。因此，许多地方的社区矫正工作流于形式，基本处于无序的管理状态，监管对象处于失控境地，脱管现象严重，时刻威胁社会稳定。
（三）公安机关虽然对社区矫正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执行的规定，但行刑效益低下。当前公安机关对罪犯基本依据各类法律文书（判决书、释放证明、解教证明）采用派出所管片民警带领治保积极分子组成“监督考察小姐”，落实责任人，纳入视线管理并在居民委员会协助下开展工作。但由于缺乏专门的执行机构与执行人员，当前只能做到3点：第一，严格材料接转手续，仔细检查出狱证明、释放证明或解教证明，并列入重点管理范畴；第二，严格内勤入户登记；第三，建立监控档案，上报分局和检察院。如果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对社区矫正的真正执行实际上都未开始。
（四）社区矫正工作要求对罪犯既要进行监督和管理，也要进行有效地教育、改造、帮助和服务。目前，公安机关对于前者作了一定工作，但对于后者则几乎是一片空白，没有涉及。现行法律并未赋及公安机关以教育改造罪犯的职责。就罪犯教育本身而言，它需要专业性较强的矫正知识，而公安机关由于其专业分工的不同，在这方面则明显不足。当前社会服刑罪犯的教育基本是自我教育，改造并未真正的开展。
当前，由于上述显而易见的缺陷和弊端，理论界对于公安机关作为社区矫正的执行机关基本形成了否定意见。在目前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只不过为了确保试点工作在较短时间内正式启动，顺利开展，减少阻力，各试点省（市）采取了不争论的态度，在以公安机关为执法主体、维持现行法律框架不变的前提下，组织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具体实施，走一条所谓执法主体与工作主体适度分离的权宜模式运用。试点省（市）如此安排，实际上已改变了公安机关作为非监禁刑及监禁刑社会执行的执行主体地位,具有明显的过渡色彩。在条件允许时，剥离公安机关的执行主体地位势在必行。
二、对当前理论和实践中社区矫正执行机构设置模式的评析
目前，理论界与实践界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对社区矫正执行机构的设置相继作出了一系列理论设计和实践探索，对于正式、科学的设置社区矫正执行机构提供了许多可借鉴之处。笔者拟对相应较为突出的三种设置模式作较为客观、辩证的分析和评价。
（一）由人民法院作为社区矫正执行机构。该种理论认为人民法院作为刑事案件审判机关，有责任努力配合好有关部门落实非监禁刑的监管措施。在监管措施落实问题上，要探索多种有效的方式，人民法院可以承担社区矫正执行任务。2001年5月，北京市密云县人民法院正式成立了由主管院长牵头，刑庭庭长任副组长，以及副庭长、内勤、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参加的“监管帮教小组”，并确定了6项公益活动供缓刑人员选择。并制定了《成年缓刑人员守则》和《未成年缓刑人员守则》，增强回访工作力度。1
密云县法院的试点虽然取得了一些社会效益，但更多的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和困难：1、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司法机关，专司审判工作。刑事执行权不属于司法权，而是一种行政权。由人民法院负责社区矫正工作有违司法机关的性质，有违国家机构职能的原则，有违党的十六大提出的“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的要求，不利于司法机关队伍的职业化和工作的专业化；2、法院负责审判的案件逐年增加，积案率居高不下，审判任务繁重，执行难问题难以解决，人员减少、精力不足的问题又相当突出，许多应回访的没有回访。故负责社区矫正工作明显增加法院负担，影响审判本职工作。3、工作存在“死角”。由于联系不紧密，被判缓刑的外地人员无法监管，给当地基层组织写的信也石沉大海，无法了解真实情况。由此可见，由人民法院直接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执行，在理论与实践中都行不通。
（二）由司法行政部门负责社区矫正执行工作，已为理论上公认，并在试点工作中得到各省（市）一致采用，笔者认为原因有：1、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的要求，从有利于建立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行刑权的配合和制约机制出发，专门的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应设在司法行政部门，如此一来，刑事权力配置趋于均衡；2、按照机构设置中“统一”的原则，从法律分工角度讲，社区矫正作为刑罚执行的一部分，理应由司法行政部门统一负责；3、司法行政部门长期负责监禁刑的执行，在教育改造罪犯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又负责管理律师、公证、法律宣传、教育及法律援助等相关法律工作，人员法律水平较高，负责社区矫正工作具有先天优势；4、目前司法行政部门的职能随着律师、公证管理的社会化与法律宣传、教育的多元化而趋于弱化，尤其是市、县两级司法行政部门，无权管理刑罚执行工作，有相当多的司法行政资源处于闲置状态。如果赋予其管理社区矫正工作的职能，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充分利用其潜在的巨大功能；5、从国际情况看，国外多数国家都设有专门的或者相应的机构负责社区矫正工作。尽管这些机构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称谓，但在隶属关系上，多数国家都是由司法行政部门管理。基于以上原因，大多数专家、学者都认同由司法行政部门负责社区矫正工作，但在微观层面--社区矫正执行机构的具体设置上，有学者依据我国现实国情却存在着一定分歧，主要有两种意见。
1、有学者认为，社区矫正执行机构管理应以条为主，以块为辅，即以监狱管理局为主，地方政府部门为辅。监狱管理局在各街道或乡镇设立社区矫正办公室，作为监狱管理局的派出机构，专门从事社区矫正工作，受监狱局直接领导，同时受街道或乡镇政府部门监督、领导，属双重领导体制。该观点所持理由确有其一定道理：①社区矫正人员的真正身份是罪犯决定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本质是对罪犯的刑罚执行，必须由具有刑罚执行权的人员来实施；②社区矫正工作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是对罪犯的有效监管，而实施有效的监管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尤其是在我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更需要由专门机构即监狱管理局集中精力创造性的开展工作。2
笔者认为，固然监管改造工作与社区矫正工作具有相同的性质，都是刑罚执行工作，都是以改造人为宗旨，都是以将罪犯教育成守法公民、维护社会稳定、预防犯罪为目的，社区矫正工作必然要求监狱管理部门的紧密参于和大力协助，但由此脱离实际地认识不清二者之间的差异，过分强调、人为拔高监狱管理部门的条件和作用，从而主张监狱管理部门在社区矫正工作中负主导作用则无疑相当片面，理由有四：
首先，监管改造（监禁刑的执行）与社区矫正（非监禁刑执行和监禁刑的社会执行）具有明显的差异，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刑罚执行方式。具体表现为：①执行场所不同。前者是封闭的监狱，后者是常态的社会环境；②执行对象不同。前者包括各种罪犯，后者是刑期较短、社会危害较小，不需要在监狱服刑的特定种类的罪犯；③执行方式不同。前者具有管理和执法上的强制性和严厉性，后者更倾向于自律性、人性化和福利性；④执行要求不同。前者要求集中关押，后者是分散的家居生活为主的管理；⑤执行主体不同。前者是监狱及其人民警察，后者需要多个部门、团体及个人参加；⑥执行内容不同。前者主要是刑罚执行、监管改造，后者还包括在思想、心理、法律、生活、就业等方面提供多种手段和方法的帮助和服务；⑦执行理念不同。前者客观上追求刑罚的一般预防目的，后者强调刑罚个别化的矫正理念，更多的是追求刑罚的个别预防目的；⑧经费来源不同。前者由国家供给，后者国家只保证部分经费。故而，指望照搬监狱管理部门的监管改造经验用于指导社区矫正工作的想法不具有适用性。
其次，现行的省垂直管理的监狱管理体制很难使地方各市、县政府承担一定社区矫正管理职能，缺少相应的组织机构和相配套的组织体系分管这项必须紧密依靠地方的社区范畴的刑罚执行工作，导致政出无门，工作无法归口，社区矫正工作无法有效开展。事实上，监狱自身长期以来存在的诸如财政拨款不到位等种种困难在很大程度上也根源于现行的监狱管理体制。
第三，监狱工作的现状使监狱管理部门无法担负起社区矫正工作的重任。当前监狱本职工作非常繁重，监管、教育、改造、生产、维护安全等任务艰巨，监企不分、监社不分的负担加剧，监狱体制改革、监狱工作“三化”建设、监狱布局调整、队伍建设和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等才是监狱工作的重心所在，加之监狱基层警力严重不足，经费不能正常到位，自身的软硬件建设仍有待发展，故而对于社区矫正工作既缺少计划安排，又无目标任务，负责社区矫正工作无疑力不从心。况且，探索社区矫正这一刑罚执行新方式，本身就是为了缓解监狱押犯增多，结构变化，责任加重，行刑成本巨大，行刑效益低下的问题而开展试点的，再由监狱管理部门负责社区矫正工作显然混淆因果，违背初衷。
另外，上文提到的《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中规定的相应内容也成为监狱管理部门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障碍。
2、笔者曾考虑应将社区矫正的执行工作交由司法行政部门中的安置帮教机构负责，统一管理这两项工作。该观点在实践中亦有反映，上海市司法局于2003年11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意见》就明确在区县层面上，区县司法局在已有的编制内指定基层科或安帮科具体负责。如此安排，笔者有如下考虑：
首先，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工作有其相似性，二者都位于常态的社会环境，都有教育、帮助就业和生活，预防犯罪的任务，都是具有亲和力、人性化和福利性的社会工作，都需要多个部门、团体及个人的广泛参与，管理模式相近。
其次，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具有工作上的关联性，安置帮教是社区矫正工作的延伸。近年来安置帮教工作的规模不断扩大，形式不断增多，内容不断完善，外延更加广泛，形成了罪犯改造工作的良好氛围，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故应充分利用安置帮教工作形成的有利条件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二者在工作上应紧密结合。
第三、社区矫正是弥补现今安置帮教工作缺陷的有效手段。目前我国的安置帮教工作的实际成效并不乐观，刑释人员的安置率越来越低，重新犯罪率大幅上升，安置帮教工作的作用难以发挥。究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现行的刑释回归制度存在法理上的难题。因为，除被剥夺政治权利外，罪犯一旦释放，就恢复了宪法规定的法律权利。根据其法律地位，不得再限制其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行为自由权。故安置帮教工作只能建立在刑释人员自愿基础上，这种自愿性质，就决定了管理的软弱性，即只能依赖于引导性、帮助性的方法，缺乏强制的管理措施，这便导致了安置帮教工作难以发挥作用。而被执行社区矫正的罪犯虽然身处社会，却是有条件的释放，执行部门具有强制性管理的法定权力，法律还明了其中某些人员诸如假释罪犯特定的义务，如不得离开居住地，定期向执行部门汇报并随时接受检查，对于违反者还可重新收监执行。故而社区矫正解决了出狱后一段过渡时间的有效控制，使罪犯既有一个在有效管理和控制下逐步的适应社会的条件，又有一个在社会环境中相对自由的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的生活模式和取得就业机会的条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安置帮教工作没有强制性的缺陷，提前分流了安置帮教的部分工作。故将二者统筹管理，便于协调做好相关工作。
虽然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工作联系紧密，但要将这两项职能统一交由某一具体机构如现有的安帮科负责，却又有所不妥。理由有二：第一，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的性质不同，是二者不能由同一机构负责管理的根本原因。社区矫正是针对罪犯的刑罚执行活动，这个本质属性，决定了其具有刑罚的强制性、处罚性特征，体现刑罚惩罚犯罪、改造罪犯的目的，这是区别于安置帮教工作的根本标志。性质的不同，从而导致工作对象、工作方法、管理处遇和任务职责等方面的不同，尤其是将罪犯与非服刑人员置于一个机构共同管理，明显不合法治要求，难以区别对待。第二，虽然各级政府都设立了安置帮教领导小组，由多个部门参加，但实际负责该职能的司法行政部门的安置帮教机构编制少，人手紧，任务重，一个机构承担两种职能的工作明显无法胜任。故现在某些省（市）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交由安帮科具体负责的做法，只是在机构设置不完善的情况下作的合适的权宜之策。
根据对上述三种机构设置模式的评析，可以得出一个最主要的结论：职能的单一性和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必须在司法行政部门内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社区矫正执行工作，而不能由其他职能部门兼管，但需要多个相关部门紧密参与，尤其要重视监狱管理部门的大力协作。
三、社区矫正执行机构的科学设置
立足于我国试点工作的有益探索，笔者认为，科学设置的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应形成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其总体格局应是“政法委统一指导，司法行政及其职能部门组织实施，政法部门协作配合，多个单位积极参与，司法所具体执行，监狱派驻警察协助”的模式。
（一）成立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由各级党委政法委和综治委牵头，由司法行政、公安、检察、法院、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多部门和团体组成，采取联合办公的形式，研究、指导和协调本地区的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作为一项系统、复杂的工作，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刑罚执行和公正执法需要各政法部门的参与，对执行对象提供有力帮助、给予指导需要政府各职能部门和社会团体的大力协助，对执行对象的教育需要一批热心矫治事业、有丰富思想政治工作经验的社会志愿者的加盟，甚至还不能忽视矫正对象家属和亲友的作用。因此，成立领导小组非常必要。凡涉及本地社区矫正的发展规划、重要方针政策、工作总体部署等重要问题，都要由领导小组乃至当地党委政府讨论决定。
（二）在司法部成立社区矫正管理局，与监狱管理局并列。作为职能部门，该局负责全国社区矫正执行工作的组织和管理，并取消公安机关作为非监禁刑和监禁社会执行的执行主体资格。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在各省司法厅（局）和市、县司法局内分别设立相应的社区矫正职能机构组织和管理本辖区的社区矫正执行工作。要尽快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职业队伍，各级机构应确定编制、确定岗位、确定任职条件。待时机成熟时，应建立专职矫正执行官制度，欲成为矫正执行官，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因社区矫正工作涉及部门多，任务重，为利于和级别较高的公、检、法开展工作，根据其刑罚执行的特殊性，可借鉴省级监狱管理部门的经验，行政级别应相应提高，即省司法厅社区矫正管理局为副厅级，市、县分别为副处级和副科极。当然，某些基层县（区）在人员配备尚未到位时，可暂与安置帮教部门合署办公。
（三）为充分利用现有基层司法行政部门资源，发挥司法所的作用，应赋予司法所以刑罚执行权，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实施。司法所在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人民调解等方面具有较好的管理经验，能够推动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为了加强社区矫正的工作，司法所的行政级别应同许多地方的公安派出所一样，相应提升一级。司法所的主要工作职责是：依法办理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规定的相关法律手续，具体实施对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和教育工作，建立起相应的教育制度，对矫正对象适时进行谈话教育，组织社会志愿者对矫正对象进行帮教，帮助矫正对象解决就业及生活等方面困难。
同时，由于社区矫正与监狱工作紧密关系需要加强工作间的协调、配合，且社区矫正工作确无经验可循，而监狱警察长期从事对罪犯的教育改造，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和经验积累，易在罪犯中树立威信，故在有条件的地方，省监狱管理局应负责向当地司法局社区矫正科派驻警察，协助司法所具体实施社区矫正工作。派驻的监狱警察行政上隶属于监狱管理局，业务上受当地司法局领导。派驻的监狱警察的职责是：协助司法所指导司法助理员应对矫正对象开展的日常管理和教育工作，根据需要不定期组织矫正对象集中到监狱接受教育，对矫正对象进行监督和考核。对违反有关法律规定，但未构成重新违法犯罪的保外就医等监外执行人员，及时报请省监狱管理局收监；对违反规定但未构成重新犯罪的假释人员，向假释委员会提出撤销假释的建议；对违反有关法律，构成重新犯罪的矫正对象，协助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理；对违反规定，故意逃脱监控的矫正对象，协助公安机关进行抓捕。
四、社区矫正决定机构的优化配置
根据我国刑法、刑事诉讼和监狱法的规定，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和宣告缓刑的权力由人民法院行使，批准监外执行的权力由人民法院和监狱管理机关行使，如此配置是合适的。但争议较大的问题是假释的裁定权归属及其机构设置。
刑法规定，假释案件的裁定权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行使，对此笔者有三点疑议：（一）从假释的性质来看，它不是改变原判决，只是刑罚执行方式的变更，并非改变法院的判决，不涉及法院的职能--行使审判权的问题。（二）假释的依据是罪犯在服刑期间的悔罪和改造表现。法院审理假释案件时，只能通过对监狱管理机关所报材料进行书面审查，往往使法院的审理流于形式，又增加了法院的工作量。（三）由于法院无法切身体会到假释对调动罪犯改造积极性的作用，审理人员在裁定假释案件时，更多的不是考虑假释对罪犯的改造和回归社会的意义，而是考虑假释出去以后，如果再危害社会，是否会承担责任，故而往往对假释的数量控制较严。根据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统计的数字，就缓刑和假释两项，2000年加拿大适用社区矫正的比例最高，达到79.76%，澳大利亚达到77.48%，美国为70.25%，韩国、俄罗斯较低，但也分别达到45.9%和44.48%，而我国缓刑适用率为15.85%，假释率仅为1.63%。3
由于没有专门的假释决定机构，既造成法院职能的越位和虚化，又反过来制约假释的适用，造成行刑政策过于苛刻，不利于及时、有效地应用这一法律手段调动罪犯的改造积极性，导致恶性循环。况且世界上实行假释制度的多数国家均是把罪犯的假释作为刑罚执行过程中的问题，规定由专门的行政机关来裁定。基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法院不宜再承担假释裁定权。
但同时，亦不可将假释裁量权交由监狱管理机关行使。笔者有如下考虑：选择适当的罪犯作为社区矫正的对象，是一项非常严格的执法活动，也是罪犯普遍希求的处遇。故不仅需要对执行过程进行监督，更要把假释的决定阶段置于制度性的有效监督之下。要避免监狱管理人员利用体制上的便利和防范上的漏洞，以个人的情感和利益，进行权钱交易和司法腐败，从而将应在监狱服刑的罪犯移交社区，使之提前假释。同时，罪犯的评估工作需要专业性、多学科的知识，要求专门部门组织实施，而非取决于监狱管教警察的主观印象。因此，假释决定权既不授予司法机关，也不可授予监狱管理机关，而必须由专门机构行使。
对于社区矫正决定机构的优化配置，笔者有以下思考：
（一）应在司法部和各省司法厅（局）中单独设立专门的假释委员会。该委员会依照法定程序对假释案件进行审理和裁定，行使对假释的批准、否决、取消和中止权。假释委员会成员实行任期制，要具有较高的资格和条件，一般由监狱管理机关警官、社区矫正机关人员、法官、检察官、律师、犯罪学家、医务人员（司法精神病方面）、心理学家等组成。待时机成熟时，应建立专职假释官制度，欲成为假释官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在裁定假释时要采取听证会的形式，公开听取罪犯本人汇报和基层监区的建议，认真进行专家论证，严格评估罪犯在狱中的表现及在社区中的危险性程度。罪犯的危险性评估不是采用现行模式的模糊不清的结论，而是要通过各项具体量化的危险性评估指标，从而决定罪犯是否应获得假释。决定形成后，应在罪犯所处监区进行公示。针对我国罪犯假释率过小的现状，在严格执法基础上，应加大假释的裁定数量。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假释不仅是对罪犯的刑事奖励措施，还应成为罪犯普遍享有的权利。
（二）人民法院继续负责判处管制和剥夺政治权利、宣告缓刑和暂予监外执行的工作。法院应重视控制自由刑总量，依法加大对上述四种非监禁刑的适用力度，缓解监狱人满为患的压力，推动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
（三）监狱管理机关继续负责暂予监外执行的审批工作。要放宽监外执行的适用条件，扩大老残犯监外执行率，同时要进一步规范监外执行的审批程序，严防违法违纪和司法腐败的发生。
五、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机构的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