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约解除后赠与物归属问题研究
马　强

　　　　婚约，亦称订婚或定婚，是男女双方当事人为了结婚的目的而对婚姻关系所作的事先约定。在我国，尽管婚姻法及相关法律并未规定婚约，婚约本身也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但在现实生活中，婚约却是男女结婚的一道“必经程序”，通常情况下，订立婚约要举行订婚仪式，男女双方及各自父母还要向未来的女婿或儿媳赠送订婚礼物及金钱(俗称聘金或彩礼)，从婚约订立直到正式结婚，男女双方及各自家庭还要时常向对方赠送财物。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居民收入的增加，订婚后，男女双方互相赠送礼物的价值也不断增加，小到金银首饰，大到汽车、住房、股票、金钱，由于互赠礼物价值的增加，男女双方因为感情不合及其他原因而解除婚约后互赠礼物的归属纠纷也日益增多。同样，解除婚约后因赠与财物所有权归属发生纠纷而诉至法院的案件也逐渐增多，某地人民法院曾受理了这样一起较为典型的案件：王某与李某经人介绍相识并恋爱，双方父母对这门亲事也十分满意，为了确立男女双方的关系，半年后，双方父母为王某、李某举行了订婚仪式，王某父母送给李某金手链一条(价值人民币3600元)，王某送给李某金戒指一枚(价值人民币1800元)，订婚后，王某又多次送给李某衣物、化妆品等合计人民币2500元，相处一年后，因彼此之间性格不和，爱好不同，难以继续维持恋爱关系。王某主动提出终止恋爱关系，解除婚约，李某也表示同意。婚约解除后，王某向李某多次索要他和父母送给李某的订婚礼物。李某则以解除婚约系王某主动提出，自己对解除婚约没有过错为由，拒不返还收受的礼物，王某多次索要没有结果，便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李某返还彩礼。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当事人双方因订婚互相仅负道义上的责任，不负法律上的责任，王某送给李某的财物，系自愿而为，属于无偿赠与行为，由于财物已经实际交付并为李某所占有，其赠与行为已经依法成立，发生法律效力，王某要求李某返还彩礼(赠与物)的主张，于法无据。最后，人民法院依照《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某的诉讼请求。从审判实践的作法来看，我国司法界对婚约解除后要求返还财物纠纷，一般分两种情况处理：一种情况是，如果受赠人以订婚为名，行骗取财物之实，那么不仅婚约被宣布为无效，而且财物还必须还给受害人；另一种情况是：如果订婚后男女一方或双方自愿赠送财物并且财物己实际交付，为受赠人占有，则按无偿赠与行为处理，承认赠与行为的法律效力，所赠与的财物归受赠人所有，不予返还。我国法学界对婚约解除后赠与财物的处理，也基本赞同上述主张。客观地讲，对于上述第一种情况，因受赠人采取欺诈方式诱使对方信以为真，以为受赠人真会与自己结婚而赠与了财物，因欺诈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第58条的规定。使赠与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了赠与行为，该行为属于无效民事行为，据此判令其返还财产符合法律的规定；对于第二种情况，如果我们仔细探究会发现，这种处理结果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其一，将赠送财物行为认定为无偿赠与行为，判令占有人合法占有受赠财产，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己构成不当得利，人民法院却通过判决使本为不当得利的违法事实合法化，有悖于民法的公平原则。不可否认，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国婚姻家庭立法对婚姻问题的规定存在着疏漏，我国现行法律对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婚约问题及婚约解除的法律后果均未作出规定，这是导致人民法院判决不当的主要原因。既然婚约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又时常发生纠纷，那么法律上对婚约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乃是情理之中的事，如果我国法律对婚约的性质，解除婚约的后果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那么司法实践中这种违反公平原则，侵犯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判决结果便不会发生了。
　　众所周知，婚约并非婚姻契约，而是以将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男女预约(江平：《资产阶级民商法讲义》北京政法学院1982年版第131页)，换言之，“婚约通过对婚姻的许诺而建立。”相对于婚姻契约而言，婚约当事人所承担的义务是在将来努力使婚姻成立，即结婚，但这种义务在具有一般法律义务的普遍共性的的同时，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那就是如果当事人一方解除婚约，法律并不能强制其履行结婚义务，不能强制婚姻成立，至于能否追究毁约人的违约责任，各国法律有不同的规定，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都认为婚约是结婚的一个阶段，但不是独立的契约，不承认这是一种契约债，所以任何人不得根据婚约而提起结婚之诉，也不得追究违约责任；而英美法系国家把婚约视为婚姻的手段，也就是以婚姻为目的契约行为，因此，可以追究毁约人的违约责任。在我国，婚姻是男女双方基于感情一致而自愿结合，婚姻本身在法律上没有拘束力，它只不过是男女双方将来缔结婚姻的事先约定，因此，一旦一方违反婚约，不能要求毁约人承担违约责任。
　　在我国，人们普遍认为婚约是男女结婚的必经程序，我国自古就有婚约成立时男方向女方赠送作为彩礼的金钱之类的财物的风俗，如果说在封建社会这种赠送彩礼的风俗还不可避免地包含有包办买卖婚姻的性质而必须明令加以废除和禁止的话，那么，在男女平等特别是男女在经济上完全平等的今天，赠送彩礼的风俗己经极少包含有包办买卖婚姻的性质了，赠送彩礼的，已不仅仅是男方及其家长，而且女方及其家长向男方赠送彩礼的现象也极为普遍，彩礼成为确立男女双方恋爱关系的一种象征，在今天，男女双方互相赠送彩礼，既是为了确认婚约成立并预想将来婚姻成立，又是为了双方的婚姻在将来建立亲戚关系时，使这种亲戚关系更加深厚(【日】北川善太郎著：《日本民法体系》，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即所谓的“亲上加亲”，这是一般的社会习俗，但这种习俗并不违反法律，又不违反“公序良俗”。今天，人们更加看重的，不是彩礼的经济价值的多寡，而是彩礼所包含的丰富的内涵及它们所代表的意义，那么，具有这种性质的彩礼是否因为单方或双方解除婚约而应该返还呢?
　　从法律角度讲，赠送彩礼确是一种无偿赠与行为，但这种赠与行为并非单纯以无偿转移财产权为目的，实际上这种赠与行为是附有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所谓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是指己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赠与行为，在当事人所约定的条件不成就时仍保持其原有效力(赠与行为合法有效存在)，当条件成就时，其效力便消灭，解除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赠与行为失去法律效力)。赠送彩礼行为，实际上是预想将来婚约得到履行(男女双方正式结婚)，而以婚约的解除为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其中，婚约的解除是所附的条件，如果条件不成就(婚约未解除)，那么赠与行为继续有效，彩礼归受赠人所有，如果条件成就(婚约解除)，赠与行为则失去法律效力，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当然解除，赠与财产应当恢复到订立婚约前的状态，彩礼应当返还给赠与人。因此，彩礼就其法律性质而言，实际上是为“证明婚约的成立并以将来应成立的婚姻为前提而敦厚其因亲属关系所发生的相互间的情谊为目的的一种赠与(史尚宽著：《亲属法论》，(台)荣泰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第138页)，它是一种附有解除条件的赠与，它具有普遍无偿赠与所不具有的特性。
　　由于彩礼是附有解除条件的赠与，以婚约解除作为条件，因此，彩礼这样有一定财产价值的物品之所以从一方向另一方交付，即发生赠与行为，乃是因为存在着婚姻这种法律关系(婚约存在)，随着男女双方当事人婚约的解除，赠与彩礼的原因归于消灭，换言之，受赠人在婚约解除后丧失了继续占有彩礼的法律上的原因，由于婚约解除后彩礼继续由受赠人占有的法律根据消失，那么根据民法的公平原则将财产恢复到订立婚约前的状态才是公平合理的。因此，婚约解除后，受赠人应当将彩礼返还给赠与人，如果受赠人拒不返还而继续占有彩礼，将构成民法上的不当得利。
　　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使他人受有损失而自己获得利益。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不当得利一经成立，当事人之间即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受害人有权请求受益人返还不当得利，受益人负有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在赠送彩礼的行为中，一方面，虽然财产已经转移归受赠人占有，但由于成为财产转移的原因的法律关系未发生(婚约解除，男女双方未结婚)，当事人所期待的亲戚关系未建立，这意味着赠送和接受彩礼的目的不能达到，受赠人缺乏接受彩礼的法律上的原因，由此可以解释为接受彩礼构成不当得利，按照法律的规定，赠与人有权请求受赠人返还受赠财产，受赠人则有将自己基于婚约产生的不当利益全部返还的义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婚约成立后男女互赠彩礼的行为，是一种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是预想到今后婚姻成立而进行的一种赠与，这种赠与，既是确立男女双方婚约和恋爱关系的成立，又是为了将来正式缔结婚姻关系，一旦解除婚约，受赠人继续占有彩礼的法律根据己不存在，赠与人有权基于不当得利请求受赠人返还，受赠人则负有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由于婚约在我国普遍存在，婚约解除后彩礼归属纠纷日益增多，为了公平合理地解决这些问题，我国未来的婚姻家庭法中应当明确、具体地规定婚约以及婚约解除后的法律后果，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我国未来的婚姻家庭法应当明确、具体地对婚约及相关问题作出如下规定：
　　1?婚约是男女当事人双方为将来缔结婚姻而作的事先约定；婚约通过对婚姻的许诺而成立。
　　2?婚约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婚约当事人应负努力使婚姻成立的义务，但婚约当事人不得基于婚约诉求结婚。
　　3?婚约可由当事人合意解除，也可以由当事人单方解除。
　　4?婚姻不成立时，婚约的双方当事人均得依照关于返还不当得利的规定，向他方请求返还赠与他方之物或作为婚约标志给与之物。
　　5?婚约人的直系亲属为期待婚约当事人结婚所为的赠与，应当返还。
　　6?婚约因婚约当事人的一方死亡而消除时，在对赠与物发生疑问时，应当推定排除上述请求权。
　　如果我国未来的婚姻家庭法对婚约及相关问题作出具体、明确规定，那么人民法院处理这类纠纷将会有法可依，这不仅有利于保证人民法院判决的公正性、合法性，而且更有利于保护婚约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这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婚姻家庭关系的建立、巩固和完善无疑具有重大推进作用。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江苏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条例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江苏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00年4月22日通过，自2000年6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规范农民应尽的义务，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农民负担，是指农民依法承担的村提留、乡（含镇，下同）统筹费、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以下简称劳务）及法定的其他费用。
承担前款规定的费用和劳务，是农民应尽的义务。除此以外，要求农民无偿提供财力、物力和劳务的，农民有权拒绝。
第三条 农民负担实行预决算制度、专项审计制度和监督卡制度。
凡依法向农民提取的村提留、乡统筹费和要求农民提供的劳务，应当以乡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报县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主管部门备案的预算方案为依据，填入农民负担监督卡，按卡收取和派工，并及时如实登记。依法收取的其他费用也应当登记入卡。
农民负担监督卡由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主管部门统一制定格式，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统一印制，由乡人民政府于当年的4月30日之前免费发放到农户。印制费由乡人民政府负担。农民负担监督卡发放到农户之前不得向农民收取当年的费用、要求农民承担当年的劳务。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农民负担监督管理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民负担日常监督管理工作。计划、财政、物价、监察、法制等部门，按职责分工，协同做好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
乡人民政府主管本乡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农民负担监督管理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以下工作：
（一）监督检查有关农民负担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执行情况；
（二）对村提留、乡统筹费及劳务的提取、使用情况进行统计汇总、专项审计、监督管理；
（三）审核、会签涉及农民负担的文件；
（四）查处加重农民负担的违法行为；
（五）受理涉及农民负担的信访、检举、控告。
第六条 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实施地方和部门主要负责人负责制，将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内容之一。对因加重农民负担而危害农村稳定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追究相关的地方或者部门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第七条 对非法增加农民负担的行为，农民和其他组织及个人有权向人民政府及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监察等有关部门检举、控告。有关人民政府或者部门应当在接到检举、控告之日起30日内答复检举、控告人。

第二章 村提留、乡统筹费的监督管理
第八条 农民缴纳的村提留、乡统筹费以村为单位计算，其总额不得超过1997年的预算额。过去由集体经济组织全部或者部分承担村提留、乡统筹费的地方，可以作适当调整。
村提留、乡统筹费必须严格按照《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规定的程序、方式，在当年的夏收和秋收后分两次收取，并出具由省统一印制的专用票据。
第九条 村提留包括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公积金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和其他生产性投资。公益金用于五保户供养、特别困难户补助、合作医疗保健以及其他集体福利事业。管理费用于村干部报酬和管理开支。
乡统筹费用于安排乡村两级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民办公助事业。乡统筹费也可以用于五保户供养。五保户供养从乡统筹费中列支的，不得在村提留中重复列支。
第十条 村提留、乡统筹费总额中，村提留所占比例不得低于60％。
村提留总额中公积金所占比例不得低于40％，公益金、管理费分别不超过30％。
乡统筹费的开支项目，除法律、法规和省人民政府规章已有规定外，任何单位和部门不得定比例或者定额强令乡人民政府或者乡集体经济组织执行。
第十一条 村提留、乡统筹费在其应收取的总额内，可以按县级人民政府分档负担的规定，收入高的农民多缴纳，收入低的农民少缴纳。
第十二条 对法律、法规规定的优抚对象和收入水平在县人民政府规定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特别困难户，经村民会议讨论评定，可以减免村提留、乡统筹费。
因遭受严重自然灾害造成较大经济损失的村，由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经乡人民政府同意，提请乡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可以减免或者缓交乡统筹费。对因执行减、免、缓而减少的收入，不得分摊给其他村和农户。
第十三条 村提留、乡统筹费分别属于村、乡全体农民集体所有，并按规定使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村提留、乡统筹费的集体资金性质和用途，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调用或者挪作他用。
第十四条 建立健全村提留、乡统筹费的财务管理制度。
村提留的收支计划、开支项目，必须经村民会议讨论通过。村提留的使用情况，作为村务公开的主要内容，至少每季度向农民张榜公布一次，接受群众监督。
乡统筹费除乡村两级办学经费外，由乡农村经济经营管理部门管理，分项核算，专款专用，接受财政部门的监督。乡人民政府应当把乡统筹费的使用情况，每半年向全乡各村张榜公布一次，同时每年向乡人民代表大会报告乡统筹费预算的执行情况。

第三章 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的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 农村义务工，主要用于本乡内植树造林、防汛、公路建勤、修缮校舍等。因防汛、抢险、抗灾需要，县级人民政府可以统筹安排使用义务工。
劳动积累工，主要用于本村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植树造林。乡以上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农田水利建设使用劳动积累工，应当坚持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对非受益区出工的劳动力，应当落实补偿办法。
第十六条 农村中具有劳动能力的十八至五十五周岁的男性、十八至五十周岁的女性，每年承担五至十个农村义务工和十至十五个劳动积累工，两工合计不得超过二十五个标准工日。因抢险救灾需要增加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决定。
第十七条 对因病、伤、残或者其他原因承担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有困难的，经村民会议讨论通过，可以减免。
第十八条 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以出劳为主。农民本人自愿，可以实行以资代劳，但不得强行要求以资代劳。
以资代劳金的标准，实行一县（市）一价，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规定，报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主管部门备案。
经批准收取的以资代劳金，由乡农村经济经营管理部门统一管理，专款专用，年底报账结算，并向农民公布。
第十九条 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年初按照乡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用工计划分解到户，填入农民负担监督卡，严格执行用工登记制度，年底由村民委员会或者村集体经济组织张榜公布用工情况，接受群众监督。

第四章 其他项目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不得重复征收。在农业税计税土地上种植应税农业特产品的，在征收农业特产税时应当将农业税扣除。
农业特产税、屠宰税、车船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必须据实征收，不得向乡村下达指令性指标，禁止按人头、田亩向农民平摊。
第二十一条 向农民或者集体经济组织集资，必须有法律、法规依据。
政府及部门组织兴办的道路、电力、通讯、广播、电视以及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不得向农民集资。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得在乡村开展要农民出钱出物出工的达标升级活动或者变相的达标升级活动。
教育集资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规定，用于实施义务教育学校危房改造和修缮，新建校舍，不得挪作他用。教育集资应当控制数量，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严格审批，不得变成经常性的集资活动。
在村范围内兴办农民公益事业所需资金，应当从公益金中列支，资金不足的可以经三分之二以上村民同意后向农民筹集。
第二十二条 面向农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其项目的设置、范围、标准的制定和调整，须经省人民政府批准。
经批准的收费项目、收费范围、收费标准应当在收费现场向农民公布。收费时应当出示《江苏省收费许可证》和《江苏省收费员证》，开具省财政统一印制的票据。对无证收费的，农民有权拒绝。
禁止在结婚登记、农村中小学生就学、户口迁移、农民建房和办理计划生育指标等过程中向农民代收其他费用。
第二十三条 向农民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放牌照、证件、簿册，必须有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经省人民政府的批准。所发放的牌照、证件和簿册，只能按照省财政、物价和农民负担监督管理主管部门审核的收费标准，收取工本费。
第二十四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向村民委员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摊订报刊。村民委员会或者村集体经济组织订阅报刊的费用不得超过村管理费的百分之十。
向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发行书籍、有价证券，组织农民参加保险、募捐，推销农业生产资料以及其他商品等，必须遵循自愿原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行摊派。
第二十五条 农民按国家有关规定交售粮食等农产品，收购单位不得拒收，不得压级压价。农民交售农产品，收购单位应当即时支付现金，不得拖欠。不得从农民的销售收入中为其他部门和单位代扣除农业税以外的税费。禁止以要求农民完成农产品种植、养殖任务等为理由，向农民收
取保证金、抵押金、罚款、差价款等。
第二十六条 任何部门、单位在农村设置机构、配备人员或者执行公务、购置设备等所需经费，不得向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摊派。
为农民出具证明、介绍信不得收费。
第二十七条 企业、事业单位为农民提供经济、文化、技术、劳务、信息等服务，应当坚持自愿、低偿、有效的原则，实行谁收益谁负担。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由服务单位或者个人与农民签订服务合同，按合同约定收取费用。
农村电价、水价等必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严禁擅自提高标准和平摊收取。有关部门核定和调整农村电价和水价等标准时，应当会同农民负担监督管理主管部门制定，并按审批权限报请批准。
第二十八条 向农民征收税费以及提取村提留、乡统筹费，应当严格依法进行。严禁动用公安民警、联防队和组织人员强制向农民收款、收物。严禁非法没收农民的财物或者非法限制农民的人身自由。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设置的收费、集资、罚款、基金、摊派项目以及达标升级活动，由农民负担监督管理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报请同级人民政府予以撤销，并视情节轻重由有关部门追究违法单位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向农民收费不开具省统一印制票据或者不按规定填发农民负担监督卡的，由县级以上农民负担监督管理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农民负担监督管理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返还非法收取的资金或者财物，并可以对单位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处以三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害的，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超过规定标准提取村提留、乡统筹费的；
（二）超过规定标准使用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或者强制农民以资代劳的；
（三）向农民征收超额税金或者平摊税金的；
（四）强制农民参加各种保险的；
（五）强制向农民集资、摊派、募捐的；
（六）无偿调用村提留和乡统筹费以及以资代劳金的；
（七）向农民和村民委员会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摊订报刊或者书籍的；
（八）强制农民购买有价证券，交纳各种保证金、抵押金的；
（九）违反规定提高标准收取水、电、服务费的；
（十）在结婚登记、农村中小学生就学、户口迁移、农民建房和办理计划生育指标等过程中代收其他费用的；
（十一）为农民出具证明、介绍信收取费用的；
（十二）强制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承担行政事业单位设在农村的机构和人员所需经费的。
国家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情节严重的，并可以由监察机关或者其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村干部有前款行为，情节严重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检举、控告和抵制非法增加农民负担的单位和人员打击报复造成后果的；
（二）组织人员使用非法手段强制向农民收款收物、非法限制农民人身自由的；
（三）加重农民负担，造成农民伤残、死亡等严重后果的；
（四）挪用和贪污村提留、乡统筹费以及以资代劳金的。
第三十三条 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行政机关作出罚款、集资、摊派、收费等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或者乡人民政府的规定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依法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
第三十四条 农民违反本条例规定，拒不承担村提留和乡统筹费义务的，村民委员会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乡人民政府应当对其进行说服教育。经说服教育仍拒不履行义务的农民，乡人民政府可以向其发出《村提留、乡统筹费追缴决定书》，责令其限期履行。对在法定期限内既不申
请县级人民政府复议又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可以由乡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五条 农民负担监督管理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尚未构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实行国家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地方，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2000年6月1日起施行。



2000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