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昆明市收容遣送管理条例》的决议
　（１９９４年９月２４日云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云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了《昆明市收容遣送管理条例》，同意省人大法制委员会的审议结果报告。会议决定批准这个条例，由昆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昆明市收容遣送管理条例
　　　　　　 （１９９４年７月２９日昆明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１９９４年９月２４日云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做好收容遣送工作，维护本市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的收容遣送工作由民政、公安部门共同负责，卫生、财政、运输等部门协同配合。
　　民政部门及其所属的收容遣送站（所），负责对被收容人员的接收、审查、管理、教育、遣送和部分收容工作。
　　公安部门的治安管理机构负责其管辖区内应收容人员的收容及收容遣送中的治安管理。
　　卫生部门及其医疗机构负责被收容人员中的危重病人、急性传染病人、精神病人和麻风病人的收治工作。
　　财政部门对所需的收容遣送经费，应纳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安排。
　　铁路、公路等交通运输部门对收容遣送工作应当提供购票、进出站、上下车等便利条件。


　　第三条　本市行政辖区内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组织应当配合民政、公安等部门实施本条例。


　　第四条　收容遣送工作人员应当依法履行职责。
　　被收容遣送人员必须服从收容遣送工作人员的收容、管理和遣送。
　　被收容遣送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二章　收容和审查





　　第五条　下列人员应当予以收容：
　　（一）流浪街头乞讨的；
　　（二）露宿街头，生活无着的；
　　（三）流落街头无监护人监护的精神病患者或者智力严重缺损的；
　　（四）主动投站（所），自愿按收容规定履行手续的；
　　（五）本市流出外地需接收、中转的；
　　（六）其他依照有关规定需要收容的。


　　第六条　公安、民政部门对被收容人员，应当进行询问，做好笔录，填写《昆明市被收容对象登记表》、《随人物品清单》，由被收容人员签名或者按手印，收容部门加盖公章后，及时送交收容遣送站（所）。


　　第七条　收容单位发现被收容人员中有危重病人、急性传染病人、精神病人和麻风病人，应先送卫生部门指定的当地医疗治疗，待病情好转可以遣送时，再移送收容遣送站（所）。
　　被收容人员住院诊治所需的医疗费用，由本人所在单位或者家属负担；确实无法收取的，卫生部门出具医疗卫生费用清单，交收容遣送站（所）按规定程序报同级财政部门核拨。


　　第八条　收容遣送站（所）接收被收容人员后，应当在２４小时内进行询问。
　　经审查，凡符合本条例第五条规定的，纳入收容遣送管理范围；不符合的，应当立即放行；有犯罪嫌疑的，应当移送公安部门审查。


　　第九条　收容遣送站（所）对被收容人员，应当由同性别的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检查。发现被收容人员携带有危险、有毒、有害和其他违禁物品时，应当收缴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随被收容员移送或者被收容人员随身携带的贵重财物及不宜带入管教场所内的物品，由工作人员登记造册保管并出具收据，待离站（所）时清理退还本人。

第三章　管理和教育





　　第十条　收容遣送站（所）对被收容人员应当区别对待，分类管理，进行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并根据不同情况处理。
　　对屡遣屡返，不服从管理的被收容人员实行强制性管理。
　　对未成年被收容人员实行保护性教育管理。
　　对女性被收容人员，由女性工作人员管理。


　　第十一条　收容遣送站（所）应当按规定标准安排被收容人员的生活，配备必要的生活、卫生、防疫和教育设施；对有病的予以治疗；对老幼病残者和孕妇予以适当照顾；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予以尊重。


　　第十二条　被收容人员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服从收容、管理和遣送，接受教育并遵守各项规章制度；
　　（二）接受审查，如实回答工作人员的询问，服从安全检查；
　　（三）不得侵犯其他被收容人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益；
　　（四）不得逃离或者煽动、教唆他人逃离收容遣送站（所）或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五）不得损坏公共财物；
　　（六）不得辱骂、殴打工作人员；
　　（七）有劳动能力，应当参加收容遣送站（所）组织的劳动。


　　第十三条　负责收容、管理和遣送的工作人员，不得对被收容人员实施下列行为：
　　（一）打骂、体罚、虐待、侮辱；
　　（二）敲诈、勒索、侵吞和收受其财物；
　　（三）克扣其生活供应品；
　　（四）擅自检查其私人信件；
　　（五）扣压其申诉、控告材料；
　　（六）任用其从事管理工作或者差遣其为工作人员服务。


　　第十四条　收容遣送站（所）对姓名、住址和身份清楚，有自返能力的下列被收容人员，允许其自行返回原住所地：
　　（一）主动投站（所）求助，经联系汇款来站（所）的；
　　（二）因进城务工不着，滞留城市流浪，初次被收容，经教育后，具结不再外出流浪的。


　　第十五条　收容遣送站（所）对已查清姓名、住址和身份的下列被收容人员，应及时通知其亲属、监护人或者所在单位到站（所）认领：
　　（一）十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二）六十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三）行走不便、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人；
　　（四）身患危重病、传染病、精神病或者有严重心理障碍的人员；
　　（五）按规定对口接收的被遣送人员。
　　被收容员的亲属、监护人或者所在单位，自接到收容遣送站（所）的通知之日起，本市的应当在７天内，本省的应当在１５天内，省外的应当在３０天内到站（所）认领，逾期不到站（所）认领的，予以遣送。


　　第十六条　收容遣送站（所）对查清姓名、住址和身份，有生活自理能力的被收容人员，应当通知其亲属、监护人或者所在单位来站（所）保领。
　　保领人有监护、教育被保领人不再外出流浪的责任。


　　第十七条　认领人、保领人到收容遣送站（所）认领或者保领被收容人员时，必须出示有关证件。被保领人必须作出不再外出流浪的保证。


　　第十八条　被收容人员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加强管理，进行劳动教育：
　　（一）屡遣屡返、长期流浪的；
　　（二）强行乞讨，妨碍他人正常活动的；
　　（三）伪造身世，以乞讨骗取钱财的；
　　（四）被收容后隐瞒本人真实姓名、居住地，无法遣送的。
　　劳动教育时间一般为三个月。上列被收容人员在劳动教育期间，接受教育，积极劳动的，可以提前遣送；需要延长的，经市民政部门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劳动时间，但延长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


　　第十九条　被收容遣送人员参加生产劳动，应适当给予报酬，具体标准由市民政部门制定。


　　第二十条　被收容人员在收容遣送期间的食宿、交通、医疗、邮电等费用，由本人或者其亲属、监护人承担，确属无力支付的，可向收容地民政部门申请减免。有劳动报酬的，从其劳动报酬中抵付。


　　第二十一条　被收容人员在收容遣送站（所）死亡的，收容遣送站（所）应当及时报告上级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由法医作出死亡鉴定；在医院死亡的，由医院出具死亡证明书，并由收容遣送站（所）通知其亲属或者监护人，无法通知的应登报公告。
　　非正常死亡的，收容遣送站（所）应及时报告司法机关或者有关部门处理。

第四章　遣送和安置





　　第二十二条　收容遣送站（所）对下列被收容人员予以遣送：
　　（一）社会救助对象无力自返的；
　　（二）其亲属、监护人或者所在单位逾期不到站（所）认领的；
　　（三）无人保领的；
　　（四）其他必须遣送的。


　　第二十三条　收容遣送站（所）对被收容人员应当及时组织遣送。
　　在站（所）待遣时间一般不超过３０天。依照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进行劳动教育的，待遣时间计入劳动教育时间。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适当延长留站（所）待遣时间：
　　（一）经医生证明，需要留医院治疗或者观察病情的；
　　（二）一时难以查清姓名、住址的；
　　（三）交通受阻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的。


　　第二十四条　被收容人员的遣送，由收容遣送站（所）指派专人，按下列规定送达目的地：
　　（一）本市的送达流出县（区）收容遣送站（所）或者县（区）民政部门。
　　（二）本省的送达省规定的对口接收中转站或者市（县）收容遣送站（所），没有设站（所）的送达当地民政部门。
　　（三）跨省遣送的，按国务院规定送达流出省的对口接收站（所）；与本省相邻地区的，可以送达对口接收站（所）转遣。
　　（四）需要特殊护理的病人、孕妇和专遣对象，可以直接送达流出地区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家庭。


　　第二十五条　负责遣送的工作人员对于抗拒遣送、寻衅闹事、策划逃跑的被遣送人员，可以采取强制性管理措施。如发生逃跑、跳车（船）等事故，要及时妥善处理。
　　负责遣送的工作人员在遣送途中不得将被遣送人员丢弃或者随意放行。因玩忽职守，造成重大事故的，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第二十六条　本市的接收单位对外地遣返来的人员应进行核对后方予接收，并填写回执。


　　第二十七条　对被遣返人员的安置以家庭为主，国家、社会为辅。
　　县（区）人民政府负责检查、督促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做好本辖区内被遣返人员的安置工作。


　　第二十八条　本市无家可归的被收容遣送人员，原住所地清楚并有劳动能力的，由流出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安置；无劳动能力的，由流出地社会福利院收养；原住所地查不清楚的，由流入地民政部门安置。


　　第二十九条　被遣返人员户口已被注销的，公安部门应当准予落户。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被收容人员对收容遣送站（所）收容不服的，可以自被收容之日起１０日内向主管民政部门申请复议；民政部门应当在接到复议申请之日起５日内作出复议决定；被收容人员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１５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一条　被收容人员凡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情节较轻的，由收容遣送站（所）予以警告、训诫、责令赔偿；符合劳动教养规定的，依照审批程序决定劳动教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负责收容、管理和遣送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的，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直至追究法律责任；侵害被收容遣送人员合法权益的，被侵害人可以向上级民政部门或者有关国家机关检举控告。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的问题由昆明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代孕”引起的法律思考

梁晓


案例简介：
　　A与B是夫妻关系，但两人结婚多年，一直没有生育，后经检查发现是由于女方B的子宫问题，导致无法生育，为此，夫妻十分苦恼。2006年5月，经朋友“指点”，建议他们可以出一点钱，找个女人代孕即可解决这个苦恼。A与B认为这个方法十分可行，于是经多方努力，终于找到一个24岁大学毕业才刚离婚的C小姐，C小姐人不仅长得漂亮，又是大学生，而且品行良好，各方面均比较符合A和B的要求，于是双方就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里面明确约定：“为帮A与B夫妇代孕生子，并能让孩子报进本地户口，经与C小姐协商，彼此同意在其代孕成功后，A与B办理离婚手续，同时A男与C办理结婚手续，户口办好之后即办理离婚手续，孩子出生后原则上不需C母乳喂养，孩子不论健康与否均归A与B夫妇所抚养。事成之后，A一次性支付给C补偿费十二万元人民币（日常生活费用除外）。如确需哺乳，费用另外协商。本协议十八个月以内有效，协议到期，从此相互不来往，不得打扰对方的生活。”协议签订后，A与B夫妇租了一套房子给C独立居住，并给C准备好一切待孕条件。于是医院就将A与B的精子和卵子提取培植成胚胎后植入了C小姐的子宫内并成功怀孕，在10个月后生育一男孩。小孩出生后，C发现小孩十分可爱，并感觉越来越舍不得了，于是决定反悔，要将A夫妇给的代孕钱全部退回，自己要独立抚养小孩，A夫妇知道后十分火恼，当然不可能同意，于是双方就小孩的归属问题发生了纠纷。
　　究竟A、B夫妻与C小姐签订的代孕协议是否有效？小孩的抚养权究竟归谁？法律上对代孕各方的当事人有没有禁止性、惩罚性的规定？以下本律师从多个方面多进行分析：

法律分析：

一、.关于代孕的概念、行为问题

1、代孕，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借腹生子”，目前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指一对夫妇的精子与卵子在体外试管中人工受精，再进行人工培育形成胚胎，植入另外一位有正常子宫的“代孕母亲”的子宫内，由“代孕母亲”怀胎十月，并把小孩生育下来，小孩抚养权归提供精子与卵子的一方；另一种形式是由委托夫妻的男方与代孕者发生直接的性关系，直至代孕女方怀孕，小孩出生后归委托的夫妻,但这种形式风险比较高，男方与代孕者很容易发生感情，妻子一方一般不愿意接受。
2、代孕这种行为目前越来越受到很多人的青睐，特别是一些有钱而没有小孩的富贵人家，或者是一些思想比较前卫一方面自己想要小孩，另一方面又怕影响身材、害怕生小孩痛楚的女人，他们都会感觉找人代孕是最好的途径。如今甚至被一些网站打着“爱心”的旗帜，“明码标价”，走向半公开化的交易程度，只要你上网搜索一下相关的代孕字眼，马上可以找到具体的“交易”情况。

二、代孕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

1、 我国目前的法律确认和保护的生育权主体应当只限于缔结了婚姻关系的夫妻。虽然从有关的法律或政策的表面上看，我国的生育权主体的范围看似广泛，如《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1条中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中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以及《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指出：“国家尊重妇女的生育权，保护妇女的生育健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发展报告》中重申了我国对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的承诺：“个人和夫妇自由地、负责地决定其生育子女数、生育间隔以及适当的避孕方法的基本人权必须受到尊重”，即生育权的主体从“妇女”到“公民”、“个人”，貌似广泛，但相随的计划生育法律、政策却对公民的生育权进行诸多的限制，如宪法第49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8条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因此无论是从“夫妻”一词的表述中还是“晚婚晚育”的表述中均可得出结论生育是以婚姻为前提的，且必须按照国家的计划行使该权利。故此，代孕的双方即代孕需求者和代孕母亲之间没有法律规定的婚姻关系，是《婚姻法》与《计划生育法》所不允许的。
2、代孕行为涉嫌违反计划生育法，破坏我国的婚姻制度。首先，如果代孕者是未婚的生育，这本身就违反政策；而如果是已婚未生育的代孕者，给别人代孕后就不能再为自己生育；还有生育过的已婚妇女代孕更是涉嫌违反计划生育法规。其次，“代孕”现象之后的“纳妾”现象。有的人可能借“代孕”的名义，给代孕者置备房产，供养生活，实际上就是旧社会“纳妾”的重现，他们不仅破坏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而且因重婚而触犯刑律，这都是我国法律所不允许的。
3、2001年2月20日，卫生部颁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该办法第3条对代孕作了明确的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根据该办法的相关规定，行政规章禁止实行代孕技术，只允许采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通过妻子的子宫进行怀孕。
4、代孕产生亲属关系的混乱，不可避免地引起社会伦理关系、继承关系、抚养关系的混乱，带来其他法律问题。我国《婚姻法》、《继承法》对子女划分为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继子女、养子女。对生子女的母亲的认定很明确，即以自然出生为标准，而代孕究竟谁是孩子法律上的母亲？一方反悔怎么办？随之而来的还有抚养义务、父母年迈后的赡养义务等，都会引起相当多的社会问题。
因此，代孕协议看似严谨，但其行为因与民事法律行为遵守公序良俗的原则相违背，并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无效合同。

三、对于孩子的归属问题

1、对于代孕所生的孩子的归属问题，各国的判例和法律规定并不完全一致，主要有三种，一是生者为母，如瑞典和澳大利亚等；二是以遗传学为根据确立亲子关系，婴儿就提供精子卵子来源的男女所有。如英国；三是按照契约确定亲子关系，即订立合同的委托一方为代孕婴儿的父母，这以美国为代表。
2、在我国，缺乏代孕相应的法律，与此相关的只有最高人民法院(91)民他字第12号函中认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人工授精，所生子女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这一复函表明了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对人工授精生育子女法律地位所持的态度，但对代孕所生的孩子的归属问题还是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一直存在争议。
3、笔者认为婴儿应该属于卵子和精子的提供者可能比较合理。因为委托代孕夫妻双方的受精卵植入代孕者身体而生育的孩子，其遗传基因是委托代孕夫妻双方的，与委托代孕夫妻双方有着必然的血缘关系，且代孕母亲同意且实施代为怀孕分娩的行为，其本意并非要与所生子女发生母子女关系，应视为其放弃了认定所生子女为己之子女的权利，故二者间不发生母子女关系，另外同时还要尊重、考虑双方代孕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

四、关于代孕行为的处理

1、按上述分析，代孕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会引发道德、法律和社会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有因为医学检查不严导致疾病的传染；由于法律没有规定导致孩子监护权产生混乱；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别有用心者通过代孕行为进行淫乱活动；还有的代孕行为产生家庭不稳定因素等等。因此，国家制定相关代孕的规定相当有社会意义！
2、虽然我国在2001年2月20日，卫生部颁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但该办法只针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违反该办法时如何处罚，但对“代孕”的各方的处罚、子女的归属并没有相关的规定，而《婚姻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在这方面也没有规定，可见我国目前对“代孕”各方处罚、子女的归属的法律规定，依然是空白的。
3、 鉴于我国目前“代孕”问题的普遍存在，本律师认为可以通过立法对代孕行为进行规范。
1、在技术管理方面，可以采取制订技术规范、明确技术实施的对象和范围，对技术使用实行严格的准入许可制度，制定出医疗单位被批准开展此项技术的条件，对提供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技术机构和技术人员实行严格的管理，加强技术使用质量监测和建立技术使用资料的申报制度等。
2、还应对代孕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进行较为具体的规定。在实质要件方面可对委托双方的条件，委托形式(代孕协议应由国家公证机关进行公证)等做详细规定，委托夫妻必须存在合法的婚姻关系，委托妻子患有不育症，委托丈夫和代母不患有法定禁婚疾病，且为非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具有抚养孩子的基本条件等。形式要件方面可采用登记制(建立代孕的联网登记)，以便于管理。防止一人多次代孕的情况发生。避免近亲结婚，更好的贯彻计划生育。
3、对于违反规定实施代孕的行为作出严格的惩罚制度。对于没有资格的技术机构和技术人员犯法进行辅助生殖技术的，将给予一定数额的经济、行政处罚，直至刑事处理；对于不符合条件的委托双方和代孕者进行代孕行为的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总之，“代孕”问题给我们的思考实在是太多了，在现阶段，我国还缺乏完善的法律规制和系统的社会管理，还不具备适宜“代孕”发展的环境，因此我国目前对于代孕行为应当尽快立法明确，对违法代孕的行为应处以严格的惩罚，否则，因此而引发的矛盾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