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停车场管理办法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政府
广州市停车场管理办法
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6号
《广州市停车场管理办法》已经2003年2月19日市政府第11届115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公布，自2003年6月15日起施行。
市长 张广宁
二○○三年五月一日
广州市停车场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促进本市停车场的建设和发展，加强停车场管理，规范车辆停放保管服务，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停车场是指供各种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放的露天或者室内停车场所。
停车场分为营业性停车场和非营业性停车场。营业性停车场是指为车辆提供有偿停放保管服务的停车场；非营业性停车场是指供车辆无偿停放的停车场。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停车场的经营和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是本市各类停车场的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停车场的行业管理工作。
区、县级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本办法规定的职责，负责本辖区内停车场的管理工作。
市、区、县级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委托其所属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行使本办法规定的监督管理和行政处罚权。
公安部门负责对停车场出入口设置、场内交通标志和标线、消防、车辆行驶安全秩序实施监督管理。
城市规划、建设、市政、环保、价格、工商、税务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依法对停车场实施监督管理。
第五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在本市投资建设为公众提供车辆停放服务的停车场，建设者可以依照本办法规定收取停放保管服务费。
投资建设为公众提供车辆停放服务的停车场可以享受的优惠政策，由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六条 停车场专项规划应当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城市道路交通专项规划和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进行编制，并根据本市发展的实际情况适时调整。
停车场专项规划由市城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市公安部门、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编制或者调整，并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第七条 拟经营机动车停车场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先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凭营业执照向交通行政管理部门申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后，方可从事营业性机动车停车场的经营活动。
第八条 申请机动车停车场《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应当向该停车场所在地的区、县级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下列资料：
（一）经营许可申请书；
（二）场地使用权证明（附列明停车场面积的四至图）。租用他人场地的，应当提供合法有效的租赁合同。临时占用城市道路设置停车场的，应当提供市政管理部门发给的《临时占用道路许可证》；
（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四）场内交通标志和标线以及消防、环保等符合规定的批准文件；
（五）具有与其业务量相适应的固定资产及流动资金的合法资信证明或者资金担保证明；
（六）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的证明资料。
第九条 区、县级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申请资料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提出初审意见，报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审批。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区、县级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报送的资料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对符合条件的，发给《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及统一监制的营业性停车场标志；对不符合条件不予批准的，应当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公布审批的内容、程序、条件、时限等，并定期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发放情况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通报。
第十条 营业性机动车停车场的停放保管服务收费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市场调节价三种定价形式：
（一）机场、码头、车站、旅游景点、住宅区等具有自然垄断经营性质的机动车停车场的停放保管服务收费，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
（二）商场、娱乐场所、宾馆酒店、写字楼等具有非自然垄断经营性质的机动车停车场的停放保管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停车场的收费标准由市物价行政管理部门依据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并公布。县级市营业性机动车停车场的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标准参照市物价行政管理部门确定的标准制定。
第十一条 营业性停车场应当明码标价。
营业性机动车停车场应当使用市物价行政管理部门规定形式的标价牌。标价牌应当表明定价类型、服务内容、收费标准、计费方式、免费时限和对象、投诉举报电话等。县级市营业性机动车停车场的标价牌参照市物价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形式制作。
营业性机动车停车场对残疾人专用机动车的停放保管服务收费，应当按照市物价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减收或者免收。
第十二条 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营业性机动车停车场的经营者应当凭营业执照向市物价行政管理部门申领《经营服务性收费许可证》；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营业性机动车停车场的经营者应当凭营业执照向区物价行政管理部门申领《经营服务性收费许可证》。县级市辖区内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营业性机动车停车场的经营者应当凭营业执照向县级市物价行政管理部门申领《经营服务性收费许可证》。
第十三条 营业性停车场的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经营证、照核定的范围、地点经营；
（二）使用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统一监制的营业性停车场标志和统一格式的车辆停放保管凭证；
（三）在停车场入口显眼位置悬挂价格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收费许可证及其统一监制的标价牌，并严格按照标明价格收费；
（四）依照税收管理有关规定使用发票；
（五）对进出机动车进行登记；
（六）负责场内设施的维修、保养、更新，保持场内交通标志、标线清晰和完整；
（七）维护场内车辆停放秩序和行驶秩序，杜绝事故隐患，防止车辆丢失、损坏；
（八）执行消防、环保等有关管理规定；
（九）公开管理制度，公布交通管理部门的投诉电话；
（十）按照交通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如实填报有关的经营统计资料；
（十一）遵照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有关营业性停车场管理的规定。
第十四条 营业性停车场的经营者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扣押车辆停放者的证件或者财物；
（二）擅自改变停车场使用功能，未经批准利用或者容纳他人利用停车场从事旅客运输、货物运输、搬运装卸、运输服务和机动车维修等经营活动；
（三）涂改、转让、伪造有关证照、票据，或者使用涂改、转让、伪造的有关证照、票据；
（四）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车辆停放保管服务；
（五）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五条 车辆停放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爱护停车设施；
（二）接受停车场工作人员的指挥调度，按照场内交通标志、标线有序停泊车辆；
（三）机动车停车后关闭发动机；
（四）按照规定支付车辆停放保管服务费；
（五）执行法律、法规、规章的其他有关规定。
第十六条 车辆停放者可以向价格行政管理部门投诉或者举报营业性停车场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收费行为，可以向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投诉或者举报营业性停车场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经营行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受理的被投诉或者举报行为应当由其他行政管理部门查处的，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及时通知或者转交有关材料给其他部门。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接到有关投诉或者举报材料后及时依法处理。
营业性停车场的经营者无正当理由不给付发票的，车辆停放者有权拒绝支付车辆停放保管服务费。
第十七条 营业性机动车停车场需要合并、分立、迁移、改名、变更经营范围以及停业、歇业的，经营者应当依照《广东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到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报批或者办理有关手续，并应当到原许可收费的物价部门办理手续。
第十八条 经营非机动车停车场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后到该停车场所在地的区、县级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营业性非机动车停车场应当有必要的防雨设备，具有与其规模相适应的安全防范措施。
营业性非机动车停车场需要合并、分立、迁移、改名、变更经营范围以及停业、歇业的，其经营者应当到工商、税务、物价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审批有关手续，并到该停车场所在地的区、县级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营业性的摩托车专用停车场或者摩托车与非机动车混合停放的停车场，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实行备案管理。
第十九条 设立或者撤销非营业性停车场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到该停车场所在地的区、县级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非营业性机动车停车场改为营业性机动车停车场的，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办理有关登记、审批或者备案手续；未办手续的，不得收费。
第二十条 营业性停车场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交通行政管理部门给予处罚：
（一）不按照规定使用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统一监制的营业性停车场标志或者统一规定格式的车辆停放保管凭证的，处以警告或者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二）超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核定的经营范围从事其他道路运输经营活动，或者容纳他人利用停车场进行旅客运输、货物运输、搬运装卸、运输服务和机动车维修等经营活动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三）扣押车辆停放者有关证件或者其他财物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四）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车辆停放保管服务的，处以警告或者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一条 营业性机动车停车场经营者未领取《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擅自经营或者未经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擅自合并、分立、迁移、改名、变更经营范围、停业、歇业的，由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广东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第（一）、（三）项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二条 经营非机动车停车场或者设立非营业性停车场不按照本办法规定备案的，由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处以警告或者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三条 停车场的建设者或者经营者违反公安、规划、市政、环保、工商、税务管理规定的，由相关部门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价格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无《经营服务性收费许可证》经营、不实行明码标价、超出政府指导价收费和擅自变更政府定价收费标准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第二十四条 营业性停车场因为保管不善造成停放车辆丢失或者损毁的，或者因为交通标志、标线不清晰、不完整造成交通事故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车辆停放者不遵守停车场管理制度和工作人员指挥调度，造成停车场设施、设备损毁或者交通事故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二十五条 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一级管理部门或者行政监察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设立和使用自动收费停车设施的，按照《广州市城市道路自动收费停车设施使用管理试行办法》执行。
第二十七条 危险品运输车辆的停放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机动车停车场经营许可的具体技术经济条件，由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办法制定并在本办法实施之日前公布。
实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机动车停车场的收费标准，市、县级市物价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本办法公布之日起三个月内公布。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2003年6月15日起实施。
附录：
《广东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对应本《办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
第九条 从事营业性道路运输的单位和个人，需要合并、分立、迁移、改名以及变更经营项目的，应当在三十日前报原审批机关批准；停业、歇业的，应当在二十日前到原审批机关办理有关手续。
上述事项还应当按规定到原登记的工商、税务机关办理有关手续。
第五十九条 从事营业性道路运输的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条例规定的，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可视其情节轻重分别给予下列处罚：
（一）违反第七条、第八条、第三十七条规定，未经许可，擅自从事营业性道路运输的，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第九条规定，未经原审批机关批准的，暂扣相应的许可证件三个月或者吊销相应的许可证件，并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行政伦理与现代行政法的共性研究
屈 振 辉
【摘 要】行政法与行政伦理作为两种基本的行政规范，二者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这在现代行政法中体现地尤为明显。本文以行政伦理为理论基点对现代行政法进行解构，分别论述了以行政伦理重新构造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可能以及现实必要，并初步提出了基于行政伦理基础的现代行政法的基本架构。
【关键词】现代行政法 行政伦理 行政规范 构造基础
任何法学流派的创立都离不开理论构造问题，理论构造的差异是造成各流派间彼此独立的原因之一。在中国行政法学界，颇具影响的理论有“管理论”、“控权论”和“平衡论”等三种，由此中国行政法学的三大主要流派得以确立。持“管理论”的学者认为，行政法是“关于国家行政机关进行行政管理活动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1]；持“控权论”的学者认为，“行政法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对行政权的控制”[2]；而持“平衡论”的学者则认为，“现代行政法实质是平衡法”[3]。此外，“政府法治论”、“公共利益本位论”、“服务论”和“公共权力论”等流派的理论也有着一定的影响[4]。不可否认，上述各种理论都有一定合理之处，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并不会因此而终结。影响行政法构造理论发展的内外因素众多，其中尤以那些与行政法有密切联系的近缘学科最为明显，行政伦理学便是其中之一。以公共行政领域及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伦理问题为研究对象的行政伦理学，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西方发达国家首先兴起。随着世界范围内新公共行政运动的不断高涨，行政伦理学在整个公共行政学研究中从边缘逐渐走向主流，成为推动了公共行政学科及其理论发展新的动力源[5]。面对相邻学科的这一发展，行政法学研究也相应地做出了某些回应[6]。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回应都似乎有“管中窥豹”之嫌，并未对行政伦理与行政法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整体地考察。本文比较研究了对行政伦理与现代行政法之间的某些共性，希望能为现代行政法的发展提供行政伦理的理论支撑。这一立意如有悖于主流法学理论，就权当是笔者的一次粗浅尝试吧！
行政伦理和行政法是当代伦理和法律研究中的热点，行政与伦理和法律交叉融合分别衍生了行政伦理和行政法，行政被认为是行政伦理和行政法共同的基础。在此共同基础之下，源于伦理与法律之间普遍的亲缘关系，行政伦理和行政法之间的联系就更为密切了。理论上的近缘性使得以两者之间存在着某些共性。
一、行政伦理与现代行政法存在着共同的论域
行政关系是行政伦理与行政法的共同论域。何谓行政关系？简而言之就是发生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各种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道德层面就构成了行政伦理关系，表现在法律层面就构成了行政法律关系。“行政伦理的基本问题是权力和利益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公共行政主体（执政党、国家机构和公务员）如何利用所掌握的公共权力调节社会中各种利益关系的问题[7]”，权力的行使和利益的分配都与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有关；而现代行政法所关注的则是行政机关与公民（个人或集体）之间的互动关系[8]，即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殊途同归，尽管行政伦理与现代行政法在调整范围、归属范畴和调控手段等诸方面都有所区别，但都可谓是同一行政关系表现形式的不同侧面。这就决定了在行政伦理与现代行政法之间必然有着许多共同论域，而这恰恰成为了从行政伦理视角进行行政法研究的切入点。
二、行政伦理与现代行政法有共同的外部特征
行政伦理与行政法的相似主要表现在规范领域。尽管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规范在形式内容、制定程序、实施方式和实现保障等方面存在差别，但就外部特征而言，这两种规范之间具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无论是行政伦理抑或是行政法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行政法的政治性是毋庸置疑的。“与其他部门法相比，行政法与主权、政党、政策等政治现象的联系是紧密而不可分的…… 行政法可以被看作是有政冶意义的法。[9]”而作为对国家行政人员的特定道德要求，行政伦理亦具有一定的政治性。行政伦理就其本质而言应归于政治哲学范畴，它“是处理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主体与公共行政客体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因而具有政治特征。[10]其次，行政伦理与行政法都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强制性是法的重要特征之一，其中又以行政法体现的最为明显。行政法“原则上不因当事人的不同意思表示而排除法的适用……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行政法具有强行法规的性质。[11]”规范行政权力行使、切实维护公共利益，是行政伦理的关键问题。公共权力具有天生的侵略性、扩张性和腐蚀性，因此对权力的约束“固然不能忽视习惯、舆论、信念等软约束来发挥作用；同时必须强调借助‘物化的力量’，即强制性力量对之进行约束。[12]”再次，程序性是对行政伦理与行政法共同的要求。行政法是偏重程序和形式的[13]，行政程序对行政法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可以避免无效行政，提高行政效率；避免行政机关滥用职权，保障行政活动的公正性；避免独断专行，促进行政民主化；避免行政侵权行为的发生，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14]。当然，这一重要意义也同样体现在行政伦理领域。作为一种制度化的道德规范，行政伦理在本质上要求其整个运行过程都必须始终严格遵循程序，而“程序的独特性质和功能也为保障规范之效率和权威提供了条件。[15]”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行政伦理在外观上已初步具备了行政法的某些外部特征，两者之间的界线看似并不明显。
三、行政伦理与行政法有相互融合的趋势
进行伦理与法律的关系研究通常有两个视角，即法律伦理化和伦理法律化，本文对行政伦理与行政法之间相互融合趋势的研究亦不例外。肇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公法私法化”运动可以被视为行政法伦理化的开端，自那时起私法中的许多元素开始进入公法领域，这当然也包括了伦理道德。“近世以来，伦理开始改变单一的旁观者、外在评价者的形象，不时也介入到法律规则之中，充当一定的角色。[16]”调整行政关系必须运用法律手段，为西方国家所长期信奉的“无法律即无行政”的政治格言便是对此最好的注解。而行政关系又具有一定的伦理性，这种伦理性突出表现在行政活动的目标、行政行为的手段、行政组织的内部关系及行政组织中的个人活动等方面。因此，调整行政关系的法律也应当具有伦理性。当然，这一特性并不是与行政法相伴而生的。行政法在产生之初仅是维护剥削统治、镇压人民反抗的专制工具，当时“警察法”的别称反映了其强烈的“刚性”，很难说其中有多少道德的成分。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在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影响下，行政法开始关注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控制和公民权利自由的保护，这标志着在行政法之中逐渐融入了道德的因素。特别是后现代公共行政理念的出现，使得包括行政法在内的整个公共行政领域发生了从“以官为本”到“以民为本”的转向，“强调公共行政必须回应公民个性化的公共需求[17]”，从而表现出了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现代集体主义的人文精神，在（行政）法中集中体现为合作精神并旨在建立主体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或者说，现代行政法集中反映了“利益一致、服务与合作、信任和沟通[18]”的人文精神。与行政法伦理化相伴而行的是行政伦理的法律化。道德与法律之间密切的源流关系在行政伦理与行政法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首先，行政伦理的兴起主要是为了解决“公共行政管理领域所涌现出的各种亟待解答而相应的法律又无法明确规定的前沿性问题[19]”。行政法的局限为行政伦理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空间，行政伦理的出现弥补了行政法调整领域里的空白；但行政伦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陷，这都将只能通过完善行政立法的形式来加以弥补，即实现行政伦理的法律化。行政伦理的法制化是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都通过立法形式实现行政伦理的法律化，通过法律的强制性、惩罚性来维护行政伦理的纯洁性，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次，行政伦理成为行政法的渊源之一。习惯法是非成文形式的行政法渊源，行政伦理法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行政伦理法指存在于民间的行政习惯以及法理学中的习惯法适合调整内部和外部行政管理关系的行为准则。”在行政成文法以及行政习惯法中的判例法、案例法、先例法等不足以规范政府行为、调整行政管理关系时，对行政权能够起到直接或间接调整作用的行政道德准则、行政正义标准等等都可以成为行政习惯法的组成部分[20]。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行政伦理对行政法的补充作用，这种补充甚至可能成为行政法变革的先导。再次，行政法中的伦理韵味越来越浓厚。“越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体现的道德规范便越多[21]”。如前所述，行政关系具有一定的伦理性，以调整行政关系为调整对象的行政法也必然反映这一关系。作为现代行政法中合作、协商、合意等民主精神发展的结果[22]，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制度都无一不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时代的发展使国家与公民关系逐渐从制衡、对抗走向互补、合作，行政法中的伦理性条款今后将会越来越多。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中，行政伦理与行政法之间“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融合必然会成为大势所趋。
四、行政伦理与行政法有共同的价值理念
行政伦理与行政法的共性不仅表现在论域、特征及发展趋势等外在形式方面，更存在于内在精神方面，它们之间不仅是“形似”而且更是“神合”。行政伦理与行政法都有着各自不同的价值理念，而在这其中至少有一些是共同且重要的，即公平、民主与法治。公平是行政伦理与行政法的价值诉求。“实现公平与正义是政府存在的根本原因[23]”，而行政又是政府存在的基本方式，公平因而成为行政活动的基本价值诉求，即行政公平。行政公平作为行政活动所特有价值理念，主要是指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和行政人员实施行政行为都必须平等地对待一切社会团体和社会成员，政府应当是全民的政府而非某些人或某些利益集团的政府。现代行政法特别强调行政公平，以至于将其确立为基本原则。实体上的行政公平要求“依法办事，不偏私；平等对待相对人，不歧视；合理考虑相关因素，不专断”；程序上的行政公平要求“自己不做自己的法官，不单方接触，不在事先未通知和听取相对人申辩意见的情况下做出对相对人不利的行政行为[24]”。这些要求咎其实质不过是行政公平理念的具体化。除此之外，它还延伸到行政法的各个层面，成为贯穿于整个行政法的精神主线。民主是行政伦理与行政法的精神实质。“民主既是法治问题，也是德治问题。[25]”在现代行政活动中，政府必须充分接受社会成员参与，充分尊重公民自治，并通过各种方式为这种参与和自治提供支持，行政民主的理念由此而产生。民主对行政而言具有激励、凝聚、纠错、监督等作用，这尤其体现在防止行政人员腐化和惰化方面。行政民主要求行政人员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做到平等对待相对人、公众参与和监督、程序化和公开化。民主化是现代行政法发展的重要趋势。“随着20世纪下半叶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新一波民主潮流及其对各领域的影响，现代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实践中越来越多地增加了民主因素，特别是直接民主因素，公民参与行政成为新的制度价值追求和民主判断标准，逐渐显现出行政法制民主化发展的趋向[26]”。它主要体现为被授权组织、受委托组织、特邀监察员等主体制度，行政契约、行政指导等行为制度，告知、听证、证据、公民参与等程序制度，代表评议、民众评议、行政申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等监督与救济制度[27]，而这些制度都无一不彰显了行政民主的价值理念。法治是行政伦理与行政法的最高理想。对于法治这一处于法学研究中的形上问题，必须将其置于更深层次的视野中进行考察方能有突破。自亚里士多德时代起法治问题就是法学与伦理学的共同论题，法治问题研究不可能也不应当不涉及对伦理的探讨。法治问题在行政领域具体体现为行政法治，其内涵主要有行政组织机构必须依法建立、行政程序必须合法合理、行政权力必须依法行使、行政行为必须依法实施等[28]，概而言之就是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就层次而言有二，即法律层次和道德层次。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道德层次的依法行政有待于法律化，即将行政法治的基本要求、原则和规范加以定型化、条文化，形成约束行政行为的外在强制性准则，也就是法律层次的依法行政；而另一方面，法律层次的依法行政又有待于内化为道德层次的依法行政，这种从外在规则强制到内在道德自律的转变既是依法行政层次上的提升，也是行政法强制力潜在性和间接性的体现。在获得了道德和法律的双重保障之后，依法行政将变得更加切实、有效。综上所述，在共同价值理念的指引下，行政伦理与行政法虽是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但二者之间在内在的精神实质上总是一致的。
笔者自知对行政伦理与行政法上述共性所做分析是极为粗浅的，有些方面甚至还可能存在着缪误之处。道德与法律是一个古老而又时新的论题，它将会随所涉及领域的不同而不断发展、丰富。法律与道德存在着天然的血脉联系，这就决定了共性必然是二者之间的主要特征。当然，笔者的最终目的并非仅是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而是希望在此基础上为行政伦理与行政法的发展抛砖引玉，提供某些可供借鉴之处，也许这才是本文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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