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德并举、文明治村
——对依法治村的内在观察

周华
（中山大学 法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为推动农村的法治进程，政府一直在强调依法治村的方略。然而，在农村法治实践中却出现了制度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失衡。在这一情境下，重视运用以德治村的方略则有助于解决因失衡而引发的种种问题，也有助于推动依法治村的进程，并最终实现农村的长治久安。
[关键词] 依法治村；民间规范；以德治村；社会主义道德



Paying Equal Attention to Law and Virtue, Ruling the Village in a Civilized Way
————an Internal observation of Movement
of“Managing a Village According to Law”

Zhou Hua
(Law School, Zhongsh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Abstract: To advance the process of the rule of law in rural areas,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insisting on the strategy of “managing the village according to law”. However , during the practice of rule of law in rural areas emerges the unbalance between the institutional supplies and the social demands. Under such situation, to attach importance on the strategy of “managing the village by virtue” may contribute to the settlement of various problems caused by the unbalance, while it can also help to advance the process of “managing the village according to law” and achieve the long-term stabilization in rural areas ultimately.

Keywords: Manage the village according to law, civilian norms, manage the village by virtue, socialist morality


一

我们知道法治道路可分为政府推动型和社会演进型两类。打开国门后，要“尽快”变革国内僵化的经济政治体制以应对外部的压力与挑战是使中国走上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的关键原因。在政府的推动下，依法治国已成为全国上下的一致呼声，而依法治村，也就成为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为使农民“懂法”以推动依法治村的进程，政府在农村积极开展了大规模的普法工作，这种普法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福利引导型模式，即由国家组织人力、物力来开展普法工作，引导村民逐步依据法律这种“正式规则”来规范自己的生产和生活。
十多年过去了，客观而冷静地看，农村普法取得的真实成效很难令人满意，村民法律意识的提高过于迟缓，不少“正式规则”并未如预期所料那样落到实处。村民的法律意识很大程度上只是本村法治建设现状的反映，我们不能单单指望村民上好法制教育课、听好法制讲座，依据教科书、宣传册上的概念去形成和增强法律意识。因为村民们更为关心的是“活法”、是“现状中的法”。当我们反观农村现状时，就会发现普法宣传与法治实践之间存在着脱节，“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之间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甚至在某些方面仍存在着“书面法律”（ law in books ）与“实效法律”( law in actual operation )之间的严重对立。村民们读完了从“送法进村”活动中得来的宣传册后，将其束之高阁，照旧依据着许多带有传统法律文化色彩的民间规范来组织社会生活，来调整生产和生活中大多数的矛盾和冲突。这种民间规范作为一种传承性极强的“非正式规则”是不可能短期内仅仅以一套书面上的、外予的、理念化的“正式规则”所能代替的。例如，在许多村庄，有关外嫁女待遇的民间规范明明与书本上的“正式规则”所强调的公正、平等原则背道而驰（外嫁女在村集体经济分配中常常得不到公正的待遇），但仍然得到了相当多村民包括相当多外嫁女本身的认可，其在农村中也仍在有效的运作。
我们知道，与民间规范相比，作为“正式规则”的法律更具有优越性，更能够保证公平、民主的原则，也更能够保证村民的基本权利。但恰恰就是如此优越的法律，却无法较好的在农村得到实施，原因何在？

二

现代法律有效运作的前提假设一般是陌生人社会或个体主义社会。而在农村中，许多村民从出生、成长到终老，整个人生的过程中很少能够跳出一个“本人——亲人——族人”的有限的圈子，这个圈子是个地缘和血缘的双重封闭圈。土地仍是最为基本的生产资料，村民们紧紧的依附于祖上留下来的土地之上。即使在地处广州，一年生产总值超亿的村落里，村民们对土地还有着相当强的依赖性，村民们收入的一个基本来源是在土地上盖楼然后出租所得的租金。这相对于绝大多数的、经济发展落后的农村中的农民仍以种植业所得作为主收入来说只是换了一种“靠地吃饭”的方式。村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一块土地上，局限在狭小的区域里，人流、信息流的运动半径都十分狭窄，“这是一个熟悉的、没有外人的社会”。 至今，村籍仍然是外人进入村社难以逾越的门坎。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血缘关系对村民有着很强的约束力，其依靠对血缘关系的认同来制约村民的行为；其以传统道德伦常为基本准绳，以血亲人情为基本取向，通常足以维护村社的基本安全和秩序。
在这样的农村熟人社会中，村民们对法律的需求是极其有限的。就算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农村里，尽管市场经济红红火火、外地人来来去去，但在本村人的圈子内，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封闭性以及文化观念的保守性、滞后性使得村民们的关系意识里仍旧与内地农村一样保持了一种以血亲人情为基础，追求平衡性的传统。村民与村民之间关系的建立往往还是立足于诸如“情大于法”、“公道自在人心”等一些传统的抽象的模糊准则之上，在追求伦理道德中的“义”时，常常极少会顾及到真正法律上的“正义”，即使在许多本应受法律调整的领域，村民们也往往坚持以宗法的儒家的“非正式规则”取代理性的可预见性的“正式规则”。村民们以“顾及面子”为出发点追求“人际关系和谐” 的心态普遍浓厚。在他们看来，要形成一个“和谐”的社会，依据伦理道德来进行教化乃是比依法治村更高级、更有效的手段。为避开外来的不通人情的法律，大家都愿意采用私了和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那么找谁来调解？村民们当然还是习惯于找家族组织或村长，而不会找“外人”。实施“村民自治”后，由于国家政权相对放松了对地缘的控制，从而使得农村中的家族组织又有所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长了农村中“调解”之风的盛行。由于在这种依据模糊原则的温情调解下，部分村民的权益极易受损，因此调解这一方式并不是所谓的村民们都“喜闻乐见”。由上可见，正是法律的“不实用”导致了村民对法律的冷漠，基于这种冷漠，若能产生对法律的信仰那才是怪事。然而“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1]
“需要是最好的老师”，只要农村社会关系的发展、社会结构的演变没有达到使法律成为村民们生产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东西时，以传统农村为场景的法治实现起来就会千重万难。而社会关系的发展、社会结构的演变等是不能单单依靠法的发展就能实现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把整个依法治村看作是一个涉及社会发展各方面因素的系统工程，要对那些非法律因素给予相当大的注意，例如政治的民主化、人际关系的合理化、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道德的提升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建设和维护现代化法治的前提和保证。

三

那么我们应如何看待和解决在依法治村过程中“说法”与“做法”“两张皮”的问题。第一，我们对依法治村的进程必须有一个长期的清醒的预期。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法本身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尤其是在传统法律缺乏西方法律背后所深藏的那种形而上的对法的信仰崇尚和终极关怀，而专制特权思想、法律工具论却长期发达的历史根基上，中国现代法治之路尤显艰辛。因此，在法治起步阶段出现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或惧法、怨法、避法等严重现象也就不足为奇。另一方面，法治的发展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条件的发展是并行的，而这些非法律因素的综合发展都需假以时日，尤其是传承性极强的文化条件的发展。因为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由父母而子女的言身教化要远比那些系统的理论来得更有影响。要使积“千年之大成”的传统文化在某些方面发生较大的转变无疑将是个漫长的过程。因此，目前农村中的二元结构式的法律秩序状态将会较长时间地持续下去。
但是，法律在农村的实施难并不能否定法律的完善和发展对于依法治村的意义，因为法律的存在至少为农村社会提供了一种调整方式，尽管用到的时候不多，但村民们在规避法律而采用“非正式规则”来讨价还价时往往还会以法律规范作为一个的参照标准。作为正式规则的法律将与非正式规则在讨价还价的动态平衡中逐步推进农村的法治化。我们指出依法治村进程中的不尽人意处，并不是要放弃法治的理念，而去一味的迎合村民们固有观念中的保守性和落后性；相反，这样做的目的是要通过把“法治”理论置于中国传统农村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加以重审反思，加深对其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认识，进一步确定其前进的方向，以使其在农村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法治只有走好本土化的道路，才能有效的解决两张皮的问题。我们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传统文化存量，这些东西都积淀着祖辈们思考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智慧和经验。传统法文化作为一个活的历史连续过程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并未因其是过去的东西而全部丧失其自身的价值。相反，它还在一定程度上在农村中以民间规范、风俗习惯等形式获得了延续，进而影响着现代农村法律文化的面貌。法治的实现与否，关键不在法律制度表层的建构上，而是依赖于人们的自然习性和法的观念。我们可以通过引入外部法律制度来弱化农村中传统的民间规范，但我们相当长时期内还不可能真正彻底消灭民间规范后深藏的传统法文化，传统法文化仍然在深深影响着村民们的法律观念和行为模式，并且通过这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扭曲、抵制甚至架空了本本上的法律制度。而实施这种与实际生活有所脱节的法律制度所能取得的实效当然也就十分有限。因此脱开本土传统首先是一个可不可能的问题，然后才是一个应不应该的问题。
邓小平曾强调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2]那么，怎么办？“……要实现中国法制现代化，其出路就是：打破二元文化格局，寻求法律文化结构的内部协调，实现文化整合；中国法制建设的战略选择就应是：……高度重视公民的法律文化心理和法律价值观的培养，使其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使观念性法律文化与制度性法律文化相协调”。[3]这样，在实施依法治村的过程中，我们就不能对从传统形态中衍生而来的非正式规则视而不见或轻描淡写。而要在强调通过政府的理性建构来规划和引导农村法治走向的同时，充分尊重非正式规则，并有必要为非正式规则保留适当的生存空间，甚至在法律制度供给时，也可将非正式规则的合理内容吸收到正式规则中来，从而尽可能的调和二者之间的偏差和冲突，最大限度的实现制度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平衡。这一点已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管理者，尤其是部分学者型党政官员的重视。如在《制度立区》一书中，作为广州市天河区区委书记的作者就曾指出：“通常，人们都说，在制定政策（包括法律、法规）或者其他决策时，要从实际出发，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要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说到底就是在制度（正式的规则）供给时，要特别重视非正式的规则，也就是历史的、文化的、习惯的因素。”[4]
在依法治村的过程中，我们要首先走好一条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共同发展的道路，同时有意识的逐步走上“把正式的法律控制与非正式的其他社会控制相结合的道路”。[5]在另一方面，我们“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的相互沟通、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妥协和合作将是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否则，“结果只能是强化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之间的文化阻隔，造成两败俱伤”。[6]这种俱伤所带来的重要表象之一就是：在制度提供者看来，人们尤其是保留传统太多的农村人老是“生活在别处”。

四

在知道了如何解决好“两张皮”的问题之后，我们要想更好的解决因“两张皮”所引发的种种问题，诸如对于农村宽广的社会需求来说，现行法治方略及其实效过于单薄和狭窄等，就有必要跳出法治的本身来寻求解决途径，要重视非法律因素的发展对法治的推动作用，而当前极其紧迫和重要的就是要贯彻以德治村的方略，要德法并举、文明治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础。”这一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对社会治理方式的认识又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法律和道德都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管理国家、治理社会的重要手段。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互蕴涵和包容的一个整体，它们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对管理国家、治理社会来说，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律的产生以道德为基础，也始终以公平正义作为价值依托和最终归宿，而道德规范，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能被提升为法律制度，以强化其规范力度；“法对道德规范的产生和发展，对道德规范的遵守，对人们道德观念的增强起着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同样，道德对立法、执法、司法以及人们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增强，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7]法律是刚性约束，道德是柔性约束。在许多社会领域，只有刚柔相济，法律和道德双管齐下，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法律并不是万能的，其本身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首先，法律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其次，法律难以触及人的心灵，解决不了人的思想问题。……第三，法律不可能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统统管起来，而必然留有一些领域由道德来管理。”[8] 因此“……从深层意义上加以考虑，之所以把道德建设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法律虽严密，但法律也有它难以管辖的地方。”[9]法律是外在的强制性约束，是“外律”。道德关注的是人们的思想和内心活动，是人们内在的自我约束，是“自律”，这才是我们抑制违法犯罪行为之根本。
另外，“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具有鲜明的时代针对性，是现实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一段时期以来，反传统已成为新的传统，我们的传统道德因此受到猛烈的破坏：十年文革的毁损；西方强势文化对传统道德的冲击；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飞速转换所引起的道德缺空等等。同时，在这段社会变革和转型的时期中，因常常出现法律制度短缺的问题，所以我们对于要加强刚性规范的建设注意得较多，相比之下对柔性规范的建设，即对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道德体系的建设的注意却还不够。传统道德受到了极大损坏，而在文化多样性下的主导道德的高扬还有待时日，因此西方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上的一些不良影响以及商品社会的负面因素也就容易乘隙侵入到人们的精神领域，从而使社会道德有所滑坡。在这一大气侯下，再加上村民的科学文化知识极其有限，就使得不少农村中封建迷信开始沉渣泛起，涉黑的宗族势力有所抬头，黄赌毒屡禁不止等等。因此，加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建设是时代的呼声。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监管，提高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水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商业银行应根据本指引及自身业务发展战略、风险管理方式和所开展的个人理财业务特点，制定更加具体和有针对性的内部风险管理制度和风险管理规程，建立健全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体系，并将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纳入商业银行整体风险管理体系之中。

第三条 商业银行应当对个人理财业务实行全面、全程风险管理。个人理财业务的风险管理，既应包括商业银行在提供个人理财顾问服务和综合理财服务过程中面临的法律风险、操作风险、声誉风险等主要风险，也应包括理财计划或产品包含的相关交易工具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以及商业银行进行有关投资操作和资产管理中面临的其他风险。

第四条 商业银行对各类个人理财业务的风险管理，都应同时满足个人理财顾问服务相关风险管理的基本要求。

第五条 商业银行应当具备与管控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相适应的技术支持系统和后台保障能力，以及其他必要的资源保证。

第六条 商业银行应当制定并落实内部监督和独立审核措施，合规、有序地开展个人理财业务，切实保护客户的合法权益。

第七条 商业银行应建立个人理财业务的分析、审核与报告制度，并就个人理财业务的主要风险管理方式、风险测算方法与标准，以及其他涉及风险管理的重大问题，积极主动地与监管部门沟通。

第八条 商业银行接受客户委托进行投资操作和资产管理等业务活动，应与客户签定合同，确保获得客户的充分授权。商业银行应妥善保管相关合同和各类授权文件，并至少每年重新确认一次。

第九条 商业银行应当将银行资产与客户资产分开管理，明确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管理、调整客户资产方面的授权。对于可以由第三方托管的客户资产，应交由第三方托管。

第十条 商业银行应当保存完备的个人理财业务服务记录，并保证恰当地使用这些记录。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经客户书面同意外，商业银行不得向第三方提供客户的相关资料和服务与交易记录。



第二章 个人理财顾问服务的风险管理



第十一条 商业银行的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应当充分了解个人理财顾问服务可能对商业银行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产生的重要影响，密切关注个人理财顾问服务的操作风险、合规性风险等风险管控制度的实际执行情况，确保个人理财顾问服务的各项管理制度和风险控制措施体现了解客户和符合客户最大利益的原则。

第十二条 商业银行高级管理层应充分认识建立银行内部监督审核机制对于降低个人理财顾问服务法律风险、操作风险和声誉风险等的重要性，应至少建立个人理财业务管理部门内部调查和审计部门独立审计两个层面的内部监督机制，并要求内部审计部门提供独立的风险评估报告，定期召集相关人员对个人理财顾问服务的风险状况进行分析评估。

第十三条 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部门应当配备必要的人员，对本行从事个人理财顾问服务的业务人员操守与胜任能力、个人理财顾问服务操作的合规性与规范性、个人理财顾问服务品质等进行内部调查和监督。

第十四条 个人理财业务管理部门的内部调查监督，应在审查个人理财顾问服务的相关记录、合同和其他材料等基础上，重点检查是否存在错误销售和不当销售情况。

个人理财业务管理部门的内部调查监督人员，应采用多样化的方式对个人理财顾问服务的质量进行调查。销售每类理财计划时，内部调查监督人员都应亲自或委托适当的人员，以客户的身份进行调查。

第十五条 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部门对个人理财顾问服务的业务审计，应制定审计规范，并保证审计活动的独立性。

第十六条 商业银行开展个人理财顾问服务，应根据不同种类个人理财顾问服务的特点，以及客户的经济状况、风险认知能力和承受能力等，对客户进行必要的分层，明确每类个人理财顾问服务适宜的客户群体，防止由于错误销售损害客户利益。

第十七条 商业银行应在客户分层的基础上，结合不同个人理财顾问服务类型的特点，确定向不同客户群提供个人理财顾问服务的通道。

第十八条 商业银行应当充分认识到不同层次的客户、不同类型的个人理财顾问服务和个人理财顾问服务的不同渠道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制定相应的具有针对性的业务管理制度、工作规范和工作流程。相关制度、规范和流程应当突出重点风险的管理，清晰明确，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

第十九条 商业银行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建立健全个人理财业务人员资格考核与认定、继续培训、跟踪评价等管理制度，保证相关业务人员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行业经验和管理能力，充分了解所从事业务的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章，理解所推介产品的风险特性，遵守职业道德。

第二十条 商业银行应当明确个人理财业务人员与一般产品销售和服务人员的工作范围界限，禁止一般产品销售人员向客户提供理财投资咨询顾问意见、销售理财计划。客户在办理一般产品业务时，如需要银行提供相关个人理财顾问服务，一般产品销售和服务人员应将客户移交理财业务人员。

如确有需要，一般产品销售和服务人员可以协助理财业务人员向客户提供个人理财顾问服务，但必须制定明确的业务管理办法和授权管理规则。

第二十一条 商业银行从事财务规划、投资顾问和产品推介等个人理财顾问服务活动的业务人员，以及相关协助人员，应了解所销售的银行产品、代理销售产品的性质、风险收益状况及市场发展情况等。

第二十二条 商业银行向客户提供财务规划、投资顾问、推介投资产品服务，应首先调查了解客户的财务状况、投资经验、投资目的，以及对相关风险的认知和承受能力，评估客户是否适合购买所推介的产品，并将有关评估意见告知客户，双方签字。

第二十三条 对于市场风险较大的投资产品，特别是与衍生交易相关的投资产品，商业银行不应主动向无相关交易经验或经评估不适宜购买该产品的客户推介或销售该产品。

客户主动要求了解或购买有关产品时，商业银行应向客户当面说明有关产品的投资风险和风险管理的基本知识，并以书面形式确认是客户主动要求了解和购买产品。

第二十四条 客户评估报告认为某一客户不适宜购买某一产品或计划，但客户仍然要求购买的，商业银行应制定专门的文件，列明商业银行的意见、客户的意愿和其他的必要说明事项，双方签字认可。

第二十五条 商业银行在向客户说明有关投资风险时，应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配以必要的示例，说明最不利的投资情形和投资结果。

第二十六条 个人理财业务人员对客户的评估报告，应报个人理财业务部门负责人或经其授权的业务主管人员审核。

审核人员应着重审查理财投资建议是否存在误导客户的情况，避免部分业务人员为销售特定银行产品或银行代理产品对客户进行了错误销售和不当销售。

第二十七条 对于投资金额较大的客户，评估报告除应经个人理财业务部门负责人审核批准外，还应经其他相关部门或者商业银行主管理财业务的负责人审核。审核的权限，应根据产品特性和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实际情况制定。

第二十八条 商业银行应当建立个人理财顾问服务的跟踪评估制度，定期对客户评估报告或投资顾问建议进行重新评估，并向客户说明有关评估情况。

第二十九条 商业银行向客户提供的所有可能影响客户投资决策的材料，商业银行销售的各类投资产品介绍，以及商业银行对客户投资情况的评估和分析等，都应包含相应的风险揭示内容。风险揭示应当充分、清晰、准确，确保客户能够正确理解风险揭示的内容。

商业银行通过理财服务销售的其他产品，也应进行明确的风险揭示。

第三十条 商业银行提供个人理财顾问服务业务时，要向客户进行风险提示。风险提示应设计客户确认栏和签字栏。客户确认栏应载明以下语句，并要求客户抄录后签名：

“本人已经阅读上述风险提示，充分了解并清楚知晓本产品的风险，愿意承担相关风险”。

第三十一条 商业银行应当保证配置足够的资源支持所开展的个人理财顾问服务，并向客户提供有效的服务渠道。

商业银行应制定相关制度接受并及时处理客户投诉。


第三章 综合理财服务的风险管理



第三十二条 商业银行的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应当充分了解和认识综合理财服务的高风险性，建立健全综合理财服务的内部管理与监督体系、客户授权检查与管理体系和风险评估与报告体系，并及时对相关体系的运行情况进行检查。

第三十三条 商业银行应定期对内部风险监控和审计程序的独立性、充分性、有效性进行审核和测试，商业银行内部监督部门应向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提供独立的综合理财业务风险管理评估报告。

第三十四条 商业银行应综合分析所销售的投资产品可能对客户产生的影响，确定不同投资产品或理财计划的销售起点。

保证收益理财计划的起点金额，人民币应在5万元以上，外币应在5千美元（或等值外币）以上；其他理财计划和投资产品的销售起点金额应不低于保证收益理财计划的起点金额，并依据潜在客户群的风险认识和承受能力确定。

第三十五条 商业银行应当建立必要的委托投资跟踪审计制度，保证商业银行代理客户的投资活动符合与客户的事先约定。

未经客户书面许可，商业银行不得擅自变更客户资金的投资方向、范围或方式。

第三十六条 商业银行的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应根据商业银行的经营战略、风险管理能力和人力资源状况等，慎重研究决定商业银行是否销售以及销售哪些类型的理财计划。

第三十七条 商业银行在销售任何理财计划时，应事前对拟销售的理财计划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制定主要风险的管控措施，并建立分级审核批准制度。

第三十八条 商业银行的董事会或高级管理层应根据本行理财计划的发展策略、资本实力和管理能力，确定本行理财计划所能承受的总体风险程度，并明确每个理财计划所能承受的风险程度。

可承受的风险程度应当是量化指标，可以与商业银行的资本总额相联系，也可以与个人理财业务收入等其他指标相联系。

第三十九条 商业银行的董事会或高级管理层应确保理财计划的风险管理能够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方法实施，并明确划分相关部门或人员在理财计划风险管理方面的权限与责任，建立内部独立审计监督机制。

第四十条 商业银行的董事会或高级管理层应当根据理财计划及其所包含的投资产品的性质、销售规模和投资的复杂程度，针对理财计划面临的各类风险，制定清晰、全面的风险限额管理制度，建立相应的管理体系。

理财计划涉及的有关交易工具的风险限额，同时应纳入相应的交易工具的总体风险限额管理。

第四十一条 商业银行应采用多重指标管理市场风险限额，市场风险的限额可以采用交易限额、止损限额、错配限额、期权限额和风险价值限额等。但在所采用的风险限额指标中，至少应包括风险价值限额。

第四十二条 商业银行除应制定银行总体可承受的市场风险限额外，还应当按照风险管理权限，制定不同的交易部门和交易人员的风险限额，并确定每一理财计划或产品的风险限额。

第四十三条 商业银行对信用风险限额的管理，应当包括结算前信用风险限额和结算信用风险限额。

结算前信用风险限额可采用传统信贷业务信用额度的计算方式，根据交易对手的信用状况计算；结算信用风险限额应根据理财计划所涉及的交易工具的实际结算方式计算。

第四十四条 商业银行可根据实际业务情况确定流动性风险限额的管理，但流动性风险限额应至少包括期限错配限额，并应根据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可能对银行流动性产生的影响，制定相应的限额指标。

第四十五条 商业银行的各相关部门都应当在规定的限额内进行交易，任何突破限额的交易都应当按照有关内部管理规定事先审批。对于未事先审批而突破交易限额的交易，应予以记录并调查处理。

第四十六条 商业银行对相关风险的评估测算，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采用适宜、有效的方法，并应保证相关风险评估测算的一致性。

第四十七条 商业银行应清楚划分相关业务运作部门的职责，采取充分的隔离措施，避免利益冲突可能给客户造成的损害。

理财计划风险分析部门、研究部门应当与理财计划的销售部门、交易部门分开，保证有关风险评估分析、市场研究等的客观性。

第四十八条 商业银行应当将负责理财计划或产品相关交易工具的交易人员，与负责银行自营交易的交易人员相分离，并定期检查、比较两类交易人员的交易状况。

第四十九条 理财计划的内部监督部门和审计部门应当独立于理财计划的运营部门，适时对理财计划的运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审计，并直接向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报告。

第五十条 商业银行应当充分、清晰、准确地向客户提示综合理财服务和理财计划的风险。对于保证收益理财计划和保本浮动收益理财计划，风险提示的内容应至少包括以下语句：

“本理财计划有投资风险，您只能获得合同明确承诺的收益，您应充分认识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第五十一条 对于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计划，风险提示的内容应至少包括以下语句：

“本理财计划是高风险投资产品，您的本金可能会因市场变动而蒙受重大损失，您应充分认识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第四章 个人理财业务产品风险管理



第五十二条 商业银行开展个人理财业务涉及代理销售其他金融机构的投资产品时，应对产品提供者的信用状况、经营管理能力、市场投资能力和风险处置能力等进行评估，并明确界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划分相关风险的承担责任和转移方式。

第五十三条 商业银行应要求提供代销产品的金融机构提供详细的产品介绍、相关的市场分析报告和风险收益测算报告。

第五十四条 商业银行提供的理财产品组合中如包括代理销售产品，应对所代理的产品进行充分的分析，对相关产品的风险收益预测数据进行必要的验证。商业银行应根据产品提供者提供的有关材料和对产品的分析情况，按照审慎原则重新编写有关产品介绍材料和宣传材料。

第五十五条 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部门销售商业银行原有产品时，应当要求产品开发部门提供产品介绍材料和宣传材料。

个人理财业务部门认为有必要对以上材料进行重新编写时，应注意所编写的相关材料应与原有产品介绍和宣传材料保持一致。

第五十六条 商业银行根据理财业务发展需要研发的新投资产品的介绍和宣传材料，应当按照内部管理有关规定经相关部门审核批准。

第五十七条 商业银行在编写有关产品介绍和宣传材料时，应进行充分的风险揭示，提供必要的举例说明，并根据有关管理规定将需要报告的材料及时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报告。

第五十八条 商业银行研发新的投资产品，应当制定产品开发审批程序与规范，在进行任何新的投资产品开发之前，都应当就产品开发的背景、可行性、拟销售的潜在目标客户群等进行分析，并报董事会或高级管理层批准。

第五十九条 新产品的开发应当编制产品开发报告，并经各相关部门审核签字。产品开发报告应详细说明新产品的定义、性质与特征，目标客户及销售方式，主要风险及其测算和控制方法，风险限额，风险控制部门对相关风险的管理权力与责任，会计核算与财务管理方法，后续服务，应急计划等。

第六十条 商业银行应当建立新产品风险的跟踪评估制度，在新产品推出后，对新产品的风险状况进行定期评估。



第五章 附则



第六十一条 本指引中个人理财业务的定义与分类、适用范围等，与《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相同。

第六十二条 本指引中数值所称“以上”，包括本数。

第六十三条 本指引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六十四条 本指引自2005年11月1日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