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人民政府


珠海市国营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试行办法
珠海市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发展和完善全民所有制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规范承包方与发包方的行为，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工业、交通、建筑、农林、物资、商业、外贸待业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凡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均按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必须正确处理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关系，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和补亏还贷任务完成，增强企业发展后劲，逐步提高职工的收入水平。

第二章 承包经营的原则、形式和期限
第四条 承包经营的原则是：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分成，欠收自补。
亏损企业实行减亏承包，原则是：核定亏损，确保补亏，超补有奖，欠补受罚。
第五条 承包的主要形式是企业经营者带领全体职工集体承包。鼓励企业法人承包，即企业承包企业。欢迎外商承包。一些边远的长期亏损的小门店、小企业，可以包给个人，但经营商业批发、进出口、金融、房地产、重要生产资料、紧俏耐用消费品的，不能包给个人。
在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也可以经发包方和承包方协商，采取其他行之有效的承包或租赁经营方式；还可以实行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
第六条 承包经营的期限为三至五年。少数经营不稳的企业，承包期可以短些，但不得少于三年；经营稳定、有条件的企业，承包期可以与“八五”计划衔接。

第三章 承包方和发包方的确定
第七条 企业按财务隶属关系进行承包。
市属集团（总）公司和财务关系隶属市的企业实行承包，发包方为市财政局（投资管理公司）。市劳动局、税务局以及企业主管部门参与发包。
集团（总）公司下属企业实行承包，发包方为集团（总）公司。
市属国营企业从内联企业、合资、合作企业以及股份制企业分回的利润，纳入该企业承包范围。
第八条 市属企业的承包合同报市体改委审批；集团（总）公司向下属企业发包，其承包合同报市财政局（投资管理公司）审批；其余企业承包，报发包方上一级机关审批。审批机关对报送的承包合同超过一个月未批复的，社作批准。
第九条 企业下属非独立核算的单位和部门，实行指标考核，不单独承包。

第四章 承包任务的确定
第十条 企业实行税后承包。独立核算单位实现利润，应照章向税务机关缴纳所得税，其利润目标和上缴任务纳入承包范围。
第十一条 承包利润基数原则上以前三年实现利润平均数（如前三年实现利润平均低于上年实现利润的以上年实现利润）为基础，比照同行业水平，按逐年递增法，合理确定承包期各年的的利润基数；正常情况下每年递增百分这十；条件好、潜力大的企业可高些；反之，则可以低些。


特殊行业的企业，可以实行按单位经营量含利润或资金利润率等办法确定其利润基数。
第十二条 承包企业按不同行业和经营条件优劣，确定上缴或补亏任务。工业企业一般为利润目标的百分之二十五；商业企业一般为利润目标的百分之三十；超额完成利润目标的，超额部分可根据多超多留的原则，按一定比例计算上缴或补亏。
第十三条 承包企业财务可作如下处理后，计算实现利润：
（一）固定资产贷款利息列入成本；
（二）一年以上未收回的应收款按一定比例提取坏帐准备金；
（三）库存积压一年以上的商品或物资（包括库存原材料、辅助材料及成品、半成品）按一定比例提取削价准备金。
第十四条 承包企业税后和完成承包上缴任务后的留利，要从有利于增强企业后劲和调动职工积极性出发，安排好生产发展基金、后备金、福利基金、奖励基金和补充流动资金等“五金”。“五金”比例一般为3∶1∶3∶2∶1。已工效挂钩的企业不再安排奖励基金，分别增大发展
基金、福利基金和补充流动资金的比例。

第五章 工资分配
第十五条 承包企业要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浮动的办法。人均创利三千元以下的企业，按核定的比例提取奖金或增长工资。工资分配要坚持工资总额的增长不高于经济效益增长和人均工资水平增长不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原则。
第十六条 企业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浮动的形式，可以实行工资总额与实现税利和完成上缴任务、与实物销售量、与净产值工资含量、与资金利润率以及资产增值挂钩等形式。实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除确定主要挂钩指标，必须同时制定质量、消耗、安全、劳动生产率等辅
助性指标，并根据完成情况，兑现工资。
辅助性指标考核，采用百分制扣分减资办法。辅助性指标共占三十分（即应发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三十），其中质量十分，消耗八分，资金周转、劳动生产率、安全生产各四分。完成者记满分，未完成者按未完成程度扣分减资。
第十七条 企业工资总额的确定。计划基数应根据企业年平均人数和职工标准工资、计划工资、加班工资、合理的奖金以及省、市规定的津补贴等进行核定。承包目标利润低于上年者，工资计划基数亦相应减少。年终兑现时，企业年平均人数有变化的，工资总额计划数应随之调整，并
以调整后的实际工资总额与挂钩浮动比例，兑现增减工资。
第十八条 浮动比例和工资来源
（一）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浮动比例一般为一比零点三至零点七即经济效益增减百分之一，工资总额随之增减百分之零点三至百分之零点七。其中工农业浮动系数为一比零点三至零点七，其他行业为一比零点三至零点六；微利企业按核定的经济效益增减比例，兑现增减工资；实行销
售量或净产值工资含量的企业，按核定的工资含量系数增减工资。
（二）为了控制工资成本扩大，企业工资总额计划数分进成本和在企业税后利润中开支两部分。超目标增长的工资也在企业税后利润中开支。企业完不成挂钩任务时，扣减工资先从核定的工资总额税后利润开支部分抵减，再在进成本部分抵减。为了保证职工的基本生活，扣减后的工资
，应不低于进成本的工资基数的百分之七十。
（三）企业工资的提取，一律按财务制度和劳动工资制度执行，不得另开提取渠道，严禁由帐外分配。
第十九条 企业实行承包后，经营者任职期间，凡全面完成年度目标者，其个人收入可高于职工人均工资的零点六倍；超额百分之三十以上者可高于一倍；超额百分之六十以上，使企业达到省级先进企业标准者可高于二倍；超额百分之六十以上，使企业达到国家二级企业标准以上者可
高于三倍，并可浮升一级工资。上述工资来源，统一在兑现的增长工资中开支。
企业经营者在承包期内连续超额完成承包任务和保持国家二级企业标准者，其浮升的一级工资在企业承包期满时可转为固定工资；不能保持的，即予取消。过去按《关于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珠字〔1987〕23号）第十九条规定晋升一级工资的，在承包期内保持超额完成承
包任务的，其浮升的一级工资在承包期满时亦可以转为固定工资；不能保持的，应予取消。
企业经营者收入高于职工人均工资的倍数，还应根据企业实现利润多少分档次增减，以体现责任和贡献的大小。实现利润在一百万元至四百九十九万元之间的为基准线，不增不减；在五百万元至九百九十九万元之间的增加百分之十；在一千万元至一千九百九十九万元之间的增加百分之
二十；二千万元以上的增加百分之三十；在六十万元至九十九万元之间的减少百分之十；在二十万至五十九万元之间的减少百分之二十；二十万元以下的减少百分之三。
对没有完成承包任务的企业经营者，按未完成任务的比例，扣减其工资收入，直至扣减到可进成本工资的百分之七十。
第二十条 承包合同按一个承包期作总结算兑现。为此，进行年度结算兑现时，增长工资应预留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待总结算时再兑现。

第六章 风险担保
第二十一条 承包时，承包方应出具一定的财产作为担保。抵押物可以是现金、有价证券或其他财物。
第二十二条 实行集体承包的企业，企业经营者的担保金为三千元，企业副职领导为二千元，中层干部为一千元；个人承包和企业法人承包的，承包方按合同规定的年上缴利润额或补亏额的百分之三十交缴担保金。承包年度兑现时，如不能完成承包任务的，按未完成实现利润和上缴利
润数的比例扣罚担保金，即实现利润和上缴利润每降低百分之一，分别扣罚担保金额的百分之一；个人承包、外商承包和企业法人承包，则以担保金全额填补。如完成承包任务，担保金可结转到下一承包年度，并可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担保金利息。
第二十三条 集体承包的担保金经发包方同意，可以借给承包方参与企业资金运转。
承包期间抵押金被扣罚后，承包者必须补足担保金方能继续承包。

第七章 承包经营者
第二十四条 积极引入竞争机制，推行招标承包，择优产生经营者。
招标选聘经营者，一般在本企业或本行业内进行，也可以面向社会（市内和市外）招标。投票者可以是企业法人、集体或个人，也可以是外商。
第二十五条 市属企业经营者的招标工作由市体改委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招标工作要本着公开、平等、民主、择优的原则进行。
第二十六条 实行招标承包的企业要成立评标小组。评标小组由发包方代表、有关专家和在该企业的管理干部、职工中挑选公道正派、具有较高业务水平的人员组成。
第二十七条 个人中标的，即为企业经营者；集体和企业法人中标的，必须确定企业经营者。企业经营者必须符合《企业法》和《厂长工作条例》规定的厂长（经理）条件。近五年内有经营劣迹以及受过刑事、重大行政处分者，不得担任企业经营者。
第二十八条 新聘任的企业经营者在聘任期内享受相应的职务待遇；解除聘任后，即不享受该职务待遇。
第二十九条 承包期间，企业经营者不得随意调动。确需调动者，必须经过审计部门审计，并办妥承包合同交接手续后方可离任。
第三十条 由于企业经营者玩忽职守、过失、徇私舞弊而造成企业严重损失的，除给予经济处罚，应视不同情况作如下处理：
（一）解除承包合同；
（二）撤销职务，且三年至五年内不得到其他企业担任领导职务；
（三）追究法律责任。

第八章 承包经营合同
第三十一条 实行承包经营的企业，必须由企业经营者代表承包方与发包方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合同依法成立后，任何一方均不得任意变更或解除。
如遇政策有重大调整，或因不可抗力，或由于当事人一方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不能履行承包合同的，双方可协商变更或解除承包合同。
第三十二条 承包经营合同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承包形式；
（二）承包期限；
（三）承包范围；
（四）承包任务，包括目标利润或减亏、上缴利润或补亏、还贷，以及企业处理坏帐、积压等任务；
（五）工效挂钩的指标、基数和浮动比例；
（六）担保金数额与担保办法；
（七）承包方权益及奖罚办法，特别是不能完成承包任务以及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处理办法；
（八）发包方的权利和义务；
（九）合同生效、修改、补充、终止及调解、仲裁等事项；
（十）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三条 由于承包方经营不善，造成不能完成承包任务，或有其他严重违约行为，发包方有权提出解除合同。由于发包方违约使承包方无法履行合同，承包方有权提出解除合同。
第三十四条 合同双方发生争议时，应当协商解决；协商无效的，可根据承包合同规定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仲裁，或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九章 承包经营企业的管理和监督
第三十五条 承包方在承包期间内不能完成承包任务，发包方必须认真查处。由于发包方未能履行管理和监督之责，致使企业遭受严重损失，除追究承包方的责任外，也要追究发包方的责任。
第三十六条 承包方和发包方都必须对国有资产安全负责。发包方要随时掌握和了解承包方资产营运状况。承包方重大的资金往来，如投资、抵押、贷款、担保以及应收、应付款项，须定期报告发包方。发包方如发现异常现象，可视不同情况向承包方查询、提醒、警告。如发现问题严
重，威胁国有资产安全的，发包方要报经承包合同审批机关批准，进行清理整顿；如发现承包者擅自抵押、转让、拍卖企业资产等违法行为的，要坚决制止，并追究当事人的经济和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发包方必须监督承包方执行国家和财政部门制定的企业财务会计制度和遵守国家政策法令，如发现企业有私自转包、私刻公章，以及其他违法经营行为，要及时制止和纠正，并要追究当事人经济和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加强对承包企业的事前、事中和事后审计。发包方在企业承包前，要审查承包方资格以及承包合同，审计部门对承包企业承包期内的财务帐目和年度决算及时进行审计，承包期满后进行终结审计。
第三十九条 发包方必须加强对承包方用人方面的监督。承包方必须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和人事回避制度，并将用人情况报发包方备案。发包方如发现不正常现象，可视不同情况向承包方查询、提醒、警告；问题严重的，报请承包合同审批机关批准，进行整顿。
第四十条 发包方要建立承包经营者业绩档案。承包期满时，发包方要对了包经营者的经营业绩和问题作出合乎事实的评价，由本人签署意见后，归档存查。
第四十一条 尚未实行承包的国营企业，要尽快实行承包经营，在实行承包经营前，由市财政局（投资管理公司）下达实现利润计划和上缴（补亏）任务；市劳动局按下达计划和任务核定企业的工资标准，并监督执行；税务部门除照章对其征收所得税外，对其工资按税法分别征收工资
调节税和个人收入调节税。
第四十二条 各区、县和企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承包工作的领导。体改部门要加强对承包工作的指导和协调。财政（投资管理公司）、税务、劳动部门，要积极主动搞好承包工作。审计、银行、工商等部门要加强管理和监督，积极配合搞好承包工作。司法等有关部门要帮助承包企业建
立健全法律顾问制度，促进企业依法经营。

第十章 附则
第四十三条 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其他有关事宜，本办法未明确规定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十四条 本市三资企业、内联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试行。市政府过去发布的有关文件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本办法执行。



1990年6月22日
刑事和解不诉制度的倡导与研究

作者：郭小锋、李旺城

【内容摘要】 刑事和解不诉制度，是在评价西方刑事和解制度、反思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其具体涵义是指被害人与加害人在检察官主持下，通过加害人向被害人认罪悔过，征求被害人谅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之后，由检察院做出相对不起诉决定。这样，既体现出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理念，又体现出不起诉制度的司法特点，对于保护被害人和加害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刑事和解不诉 被害人 加害人


寻求被害人、加害人合法权益的双向保护是当代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支点。应运而倡导的刑事和解不诉制度则兼顾被害人与加害人合法权益的双重保护功能，不但有助于加害人的矫正与回归社会，而且也有助于平复被害人的心理创伤，最大限度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的和谐性。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缘起
刑事和解制度是西方刑事法学的伟大创举，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秦拿县的一次“被害人—加害人”和解尝试方案。当时，基秦拿县的一名年轻缓刑官员说服法官让两名被判处破坏艺术作品犯罪的年轻人同所有的被害人见面。其后，法官责令两年轻人向被害人赔偿所有损失作为其判处缓刑的条件[1]。数月后，两名加害人再次会见所有被害人并支付相应的赔偿以履行法院判决。基秦拿县这种尝试逐渐演变为一个由教会捐赠、政府补助和社会各界支持的“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方案基金会。随后，加拿大其他地区也积极参与这项活动。1978年，美国印第安纳州埃尔克哈特市首次将“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方案引入美国。自此，该和解方案迅速传遍了整个美国和欧洲[2]。到目前为止，世界已拥有1200多个“被害人—加害人”和解项目，其中美国和欧洲占75%。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内涵
刑事和解，也称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对话、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或者恢复正义会商，是指犯罪发生之后，经由调停人（通常是受过训练的社会志愿者）使被害人与加害人面对面交谈，共同协商解决刑事纠纷[3]。在交谈过程中，被害人和加害人可以充分阐述犯罪给他们各自生活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双方情感等方面内容。经过全面、畅通的交谈，他们可以选择彼此认同的方案来弥补犯罪所造成的损害。这样，被害人在精神和物质上可以获得双重补偿，而加害人则可以赢得被害人谅解和改过自新的双重机会。
（三）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
美国著名的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在《刑事和解计划：一个实践和理论构架的考察》一文中提出刑事和解制度的三个理论框架，分别是“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与“叙说理论”[4]。
1、恢复正义理论（Restorative Justice theory）
恢复正义理论通常被作为“当个人违反法律规定，涉嫌违法犯罪之时，由国家通过司法程序按照系统的法律规则来决定犯罪行为人责任并对其施加痛苦”的“报应正义”的对应概念加以研究。恢复正义理论则强调：一是犯罪不仅是对法律规范的违反、对政府权威的侵犯，更是对被害人、社会甚至犯罪人自己的伤害；二是刑事司法程序应当有助于对这些伤害的弥补和恢复；三是反对政府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回应方面的权力独占，认为政府对犯罪行为人简单的处罚并不比授权被害人直接介入刑事司法程序以寻求冲突的解决更为重要。因而，从恢复正义理论角度出发，当犯罪破坏了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正常利益关系，恢复正义的任务就是在三者之间重建这种平衡，使得社会恢复和谐[5]。
2、平衡理论（equity theory）
平衡理论是建立在被害人对何为公平、何为正义合理期待的基础之上。当原有的平等和公正规则被打破时，被害人倾向于选择一种最为简单的方式来恢复他们所期待的平衡。至于选择何种方式，取决于该方式的功能和行为人对其的预期成本（包括心理成本、时间成本），因为被害人在选择方式的时候总会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尽管这种考虑有时候是瞬间的，但是被害人选择的通常是成本最低、最适合的方式。因此，平衡理论认为，如果一种平衡恢复方式成本越低，被害人选择该方式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如果社会规范允许宗族会议、老人会或其他的和解方式，被害人选择这种方式的机率就非常大。例如农村存在大量刑事案件私了的情况[6]。
3、叙说理论（narrative theory）
叙说理论被视为被害人叙说伤害的过程，源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治疗中的“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7]。在这种理论模式下，加害人的角色主要是聆听被害人的叙说与控诉，以及与被害人一起分析犯罪故事的情节、人物和主题来实现对故事的共同重构。该理论的意义不在于故事内容的本身，而在于叙说的过程和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共鸣[8]。
二、刑事和解不诉制度的提出
刑事和解不诉制度，是在解读西方刑事和解制度、反思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既体现西为中用，又具有中国特色。其内涵是指被害人与加害人在检察官主持下，通过加害人向被害人认罪悔过，征求被害人谅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之后，由检察院做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一）刑事和解不诉制度提出的原因
1、被害人权益立体保护的缺乏
回顾近年来刑事司法改革的热点问题基本上是围绕如何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服刑人员权益（如沉默权、防御权、生育权等）而展开的。诉讼改革重心的偏移影响了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
一是被害人刑事诉权的口惠不实。刑诉法规定，被害人享有辩护权、请求抗诉权、对不起诉案件的申诉权和起诉权以及其他多项诉讼权能。从应然角度看，被害人的刑事诉讼权利设置较为全面和客观。但是，从实然角度看，法律赋予被害人的这些诉权因设置的非科学性而行使较为困难。例如，被害人在对不起诉案件行使申诉权和起诉权时，发现受案检察机关在做出不起诉决定之前已征求上级检察机关的意见。如若被害人再向上级检察机关申诉，实则毫无意义。而当被害人转向行使起诉权时，检察机关并不提供有关案件材料，由被害人自行收集证据、出庭举证，其难度显而易见。另外，被害人请求抗诉权的行使，须由检察机关决定，实践证明，检察机关因被害人请求而提请抗诉的近乎为零。
二是被害人民事赔偿请求权的失落。尽管法律规定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享有民事赔偿请求权，但多数情况下被害人得到的却是法院以判决书形式打的“欠条”，无法使其摆脱因加害人犯罪造成的生活困境。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数据另表明，在审查起诉过程中，相当一部分轻微刑事案件采取公诉方式进行处理，被害人民事赔偿请求权难以实现；而采取和解不起诉或撤案方式处理，被害人民事赔偿请求权则基本实现。
三是被害人精神抚慰权的忽视。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显然不利于安抚被害人内心的创伤。而台湾刑事诉讼法则灵活规定为“依民法之规定”，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另外，司法人员往往容易忽视、甚至漠视被害人内心的感受[9]，不能提供一个被害人诉说（叙说）和发泄的平台，可能导致被害人精神过分压抑以寻求报复得以解脱，最终走向犯罪。
2、轻微刑事罪犯监禁效果不佳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一种以监禁刑为主导的刑罚体制，认为只有监禁犯罪分子，使其身体受到折磨，才能达到改造的目的。不可否认，实践中有因害怕监禁所带来的痛苦而放弃再犯的成功范例。但是，监禁刑究竟给刑事罪犯，尤其是轻微刑事罪犯，带来何种效果，则很少研究，即便研究也仅是停留在理论层面。2004年3月份，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对该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10]。其结果与使用监禁刑本意相违背。（现节选海淀院部分问卷内容）

以上两组数据反映，短期服刑人员因羁押很可能造成“交叉感染”，相互传染恶习，不利于服刑人员的矫正。


该项调查显示，轻微刑事罪犯因短期监禁产生回归社会的各种顾虑，也容易导致再犯。

该组数据直接表明，轻微刑事罪犯监禁的效果是累犯数增多，与上述两项调查结论相互吻合。正如福柯在其《规训与惩罚》中所述：拘留造成了累犯。蹲过监狱的人比以前更有可能重入监狱。从中央监狱出去的人有38%被再次判刑，有33%被送上囚犯船。……监狱非但没有放出改造好的人，反而把大批危险的过失犯散布到居民中，他们是散布在社会的犯罪或腐化根源；监狱必然制造过失犯。……在这种环境中，过失犯称兄道弟，讲究义气，论资排辈，形成等级，随时准备支援和教唆任何未来的犯罪行动；获释犯人的处境必然使他们成为累犯。他们离开监狱时持有一份证件，无论到哪里都要出示它。上面写着他们的服刑判决。他们难以找到工作，只得过流浪生活，这是造成累犯的最常见因素[11]。
（二）刑事和解不诉制度提出的切合点
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研究，在我国已掀起一股热潮，统一口径认为，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改变当前我国刑事司法中被害人的从属诉讼地位，同时，也有助于加害人矫正与回归社会。但是，对于刑事和解制度如何中国化的问题研究不够，大多数研究成果仅侧重于研究某一类案件应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轻伤害案件、交通肇事案件以及刑事自诉案件等方面。至于该制度践行于诉讼何阶段以及与刑诉法如何结合等问题，则论及少之又少。笔者认为，刑事和解制度的中国化应选择“以审查起诉程序为平台、不起诉制度为载体”构建模式。其理由为：
一是刑事自诉和解已为法律所承认，故不存在刑事和解制度中国化的问题。《刑事诉讼法》第17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
二是选择审查起诉阶段进行和解具有明显优势。首先，审查起诉阶段已将犯罪事实查清，其原因、后果、责任等泾渭分明，只要符合和解案件范围规定，进行和解有依据，有基础。其次，侦查阶段犯罪事实尚未查清，有待确认，且公安机关不具有犯罪的刑罚处置职能，当事人“和解”后公安机关撤案，没有现实的法律依据；审判阶段，对公诉案件而言，是一个“不告不理，有告必理”的阶段，既然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就不应当和解，势必影响国家公诉权的严肃性，退一步讲，即便可以和解，时机已不如审查起诉阶段；执行阶段，法院已做出了确定、不可改变的判决，和解对加害人没有任何意义[12]。最后，检察机关系法律监督机关，具有监督刑事和解制度运行的宪法职权。
三是刑事和解制度与相对不起诉制度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刑事和解（微罪）目的在于加害人积极赔偿损失后获得被害人谅解，重新回归社会，也即相对不起诉。因而，二者之间具有外在的统一性。这样，只要在法律上做出补充性规定或司法解释中进一步明确具体规则，即可实行。
三、刑事和解不诉制度的现实意义
刑事和解不诉制度采取的是一种寓刑事和解制度、相对不起诉制度为一体的全新执法理念和执法方式，必将对法治社会产生深远的意义。
（一）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和谐”是指配合得适当的匀称[13]。其相对含义是“不配合、不适当和不匀称”，也即“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讲，冲突可以被视为和谐社会所遭遇的挑战，那么防范和协调冲突则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题中之义。而刑事和解不诉制度作为解决刑事冲突的有效方式之一，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一条新的实践思路。我们知道，刑事冲突或犯罪往往对正常、平静、和谐的社会关系造成不同程度的威胁与破坏，也即通常所说的犯罪客体。这时，和谐社会的核心需求就是要将被冲突或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予以恢复。而刑事和解不诉制度则顺应了这一需求，其根本任务是使得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得以恢复，而且是一种内在的恢复，有别于以往那种“打击求和谐”的表象恢复。后者是在被害人、加害人与社会利益同等减损情况下的一种简单恢复，而前者则是一种积极、全面的恢复：对被害人而言，修复物质的损害、治疗受伤的心理，使财产利益和精神利益恢复旧有的平衡；对加害人而言，向被害人、社会承认过错并承担责任，在确保社会安全价值的前提下交出不当利益从而恢复过去的平衡；对社会而言，受到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了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共同修复，从而恢复了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平衡[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