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政府


广州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暂行办法
广州市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城市客运交通事业的发展，加强对客运出租汽车市场和行业的管理，保护合法经营，维护乘客与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建设部、公安部、国家旅游局联合颁发的《城市出租汽车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国务院和省、市政府有关规定精神，特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广州市范围内经营或兼营客运出租汽车业务（含各类旅游汽车、中、小、微型出租车及专线客车、机动三轮车。下同）的国营、集体、中外合资和个体联营企业（以下统称出租汽车经营者），均须执行本办法。
第三条 客运出租汽车是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部份，应贯彻“多家经营，统一管理，稳步发展”的方针，由广州市客运交通管理处（以下简称市客管处）统一规划和管理，并负责本办法的实施。

第二章 管理机构
第四条 市客管处对客运出租汽车管理的职责是：
（一）负责对全市客运出租汽车的统一管理、规划和布局，制定相应的管理规则和办法；
（二）会同公安、工商、物价、税务、计量等部门对客运出租汽车企业进行开业（含歇业、停业）审查，制定统一收费标准及收费票据，并加强对车辆里程计费器的管理。属国际旅游（涉外）出租汽车的收费标准，按国家旅游总局和国家物价局制定的《中国国际旅游价格管理暂行规定
》执行；
（三）配合公安部门加强对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的治安和交通管理，并负责对有关经营线路走向和站点设置的审批工作；
（四）制发客运出租汽车车辆、人员的年度经营服务证件，对经营者的经营业务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
（五）对市内车站、码头、机场、交易会、宾馆和风景名胜地区等公共场所的出租汽车营业站、场、点等客运市场秩序进行管理；
（六）受理乘客对客运出租汽车服务的投诉和有关纠纷的仲裁。
第五条 广州市客运交通管理稽查队伍人数，按全市经营出租车辆总数的百分之一配备，负责对客运出租汽车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
第六条 客运交通管理人员，应模范遵守和认真执行国家有关法规和本办法。稽查人员执行任务时，要身着统一制式的识别服装，并应出示证件。
第七条 市客管处按国家有关规定，向出租汽车经营者按其营业收入总额征收0．5％的客运管理费，专款专用。

第三章 开业管理
第八条 凡在本市范围内经营客运出租汽车业务，须具备如下条件：
（一）属于出租客运的车辆，须持有有关主管部门购进车辆的审批证明及经公安部门检定的合格证书；
（二）有相应的车辆停放场地和维修保养设施；
（三）具有法人地位的正式机构，并配备保卫、安全、服务、技术、财务等专职管理人员，有完善的组织章程和管理制度；
（四）凡接待涉外旅行团出租汽车业务者，须符合涉外旅游汽车接待标准。
第九条 申请经营客运出租汽车业务，必须经市客管处进行资质审查，合格者凭有关证明文件向工产行政管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向公安车管部门申领出租专用车牌，向税务部门办理税务登记，并向保险公司办理保险手续后，向市客管外申领出租汽车准运证和驾驶人员服务证。
第十条 凡购置经营客运出租的车辆，应先征求市客管处的意见。
第十一条 在本办法公布前开业而未按本办法第九条规定办理手续者，应于本办法公布之日起三十天内向市客管处补办有关手续，逾期不办者，作非法经营论处。
第十二条 出租汽车经营者停业或歇业，须于十天前向市客管处申报，市客管处应于接到申报后的三天内作出审核意见。经批准停业或歇业的，应向市客管处缴销出租汽车营运证件，并向公安部门办理车辆停驶手续和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第四章 车辆及站点的管理
第十三条 客运出租车辆除执行公安车管部门有关机动车辆的统一规定外，还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一）车顶必须安装出租汽车标志灯（大、中型客车、机动三轮车和经批准的特殊用车除外）；
（二）车身外侧要标明经营者名称、标志及电话号码。车内应张贴本车型的收费价目表，并应安装经计量部门检测合格的里程计费器；
（三）保持车辆技术性能完好，车容美观整洁；
（四）应安装经公安部门鉴定合格的报警装置。
第十四条 市区乘客比较集中的火车站、交易会、码头、机场、饭店、宾馆等公共场所和风景名胜地区的出租汽车站点，应对具备出租客运条件的车辆开放，市客管处应会同有关单位加强管理、维持秩序。

第五章 经营者及驾驶员的管理
第十五条 出租汽车经营者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和各项管理法规，按时依法交纳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客运管理费等税费，并自觉接受市客管处和公安、工商、物价、税务、计量、旅游部门的管理、监督和检查。
第十六条 出租汽车经营者，必须执行物价部门制定的统一收费标准；使用税务部门核定的广州市出租汽车客运统一票据；遵守计量部门关于出租汽车里程计费器管理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定价、抬价，改变收费方法，不得擅自印制票据和调试里程计费器。
第十七条 出租汽车经营者要按照“安全第一、优质服务”的原则，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完善各项服务设施，努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第十八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国家治安、交通法规及有关规章制度，接受有关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
（二）佩带有关证件，严禁无证驾驶；
（三）不得借故拒载乘客，不得雇佣人员拉客；
（四）接客服务须填写统一印制的行车路单，使用合格有效的车票；
（五）不准擅自抬价，不准索取礼物和小费；
（六）严禁运载脏物及其他违禁物品。

第六章 奖励与惩罚
第十九条 对认真执行国家法规和本办法，成绩显著的出租汽车经营者、驾驶人员或举报有功人员，由市客管处给予表扬奖励。
第二十条 凡不按规定定期缴纳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客运管理费的，每逾期一天处以应缴费总额1％的滞纳金；逾期十天仍不缴纳者，由市客管处责令停业整顿或吊销出租汽车准运证加驾驶人员服务证。
第二十一条 凡违反本办法涉及物价、计量、工商、税务和公安治安、交通管理等有关规定的，由市客管处会同有关部门依章处罚；属于客运交通管理的其他有关违章行为，由市客管处处理。违章经济罚款数额一次性不得超过二千元；对情节严重，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客运交通管理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贿、受贿的，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行政的、经济的处罚；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市客管处可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本办法的具体实施细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客管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一九八九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1988年12月6日
浅析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

会东县人民检察院 王凤 (xwangfeng@163.com)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二○○三年八月底颁布了《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决定在部分省市开展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对此加强对该制度的理论研究，真正实现理论指导实践，为实践服务，是当前检察理论工作一个重要任务。在此仅对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作简单阐述。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目的是确保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权的正确行使。严格意义上讲，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检察机关执法活动的外部监督制度，而不是直接参与检察机关的执法活动。也就是说检察机关的执法活动与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是相对独立的，这符合监督的特性，在现行法律规定的现状下，也与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是相一致的。因此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定》将人民监督员独立监督与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办案相对分离是非常正确的。人民监督员作为监督者，既不能干涉检察机关的正常办案活动，又要切实起到对检察机关执法活动的监督作用，也就不可能对检察机关的一切执法活动进行事无巨细的监督。检察机关的许多执法活动也是非常具有技术性的，人民监督员也难以对其进行监督。因此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应当是有所选择、有所偏重的。在实际工作中，应当从人民群众反映最突出，要求最强烈的问题入手；应当从可能制约司法公正的环节入手；从检察机关执法中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入手；从检察机关受到监督制约比较薄弱的环节入手。
根据中共十六大的报告，改革的目标是要使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这就要求司法公正必须以社会公平和正义为前提，前者是司法判断标准，后者是社会判断标准，前者具有专业化和司法化，后者具有大众化和社会化。要使司法制度为实现全社会公平和正义，也就少不了社会对司法活动的评价，只有引入社会的公平正义观来衡量司法是非观和公正观，才可能保证司法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检察机关引入人民监督员制度实际上就是让社会来评价检察机关执法活动是否符合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要求。人民监督员的特性决定了人民监督员不可能对司法机关中的一些技术性问题进行监督，司法改革的职业化方向也表明了类似的价值取向，也就是如何适用法律应当由职业性的检察官来判断。人民监督员的监督也只能针对案件事实部分，因为对于事实的判断，多数情况下只要具备一定生活常识人都能够分析、确认，从而对案件性质有更清楚、明确的界定。人民监督员只需以一般民众的是非观和认识水平来对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案件证据的真实性和事实的认定加以判断和权衡。这从形式上看，人民监督员的权力范围小了，但从实质上是将人民监督员制度落到了实处。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中明确了人民监督员监督范围，几乎包括了检察工作的全部。在监督范围中又有所区别，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对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案件拟作撤案、不起诉和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的（简称“三类”案件），这是监督的重点；二是发现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案件中，应当立案而不立案、超期羁押、违法搜查扣押冻结、应当给予刑事赔偿而不依法予以确认或者不执行刑事赔偿决定或办案人员循私舞弊、贪赃枉法的，有权提出纠正意见；三是对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的其他执法活动中的违法情况，可以提出建议和意见，接受人民群众对检察人员的投诉，转交检察举报、控告；四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级人民检察院的人民监督人员，可以对本地检察工作实施监督。《规定》对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的规定在此现仅对人民监督员监督的四类案件进行分析。
(一) 撤销案件
根据《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有关规定，检察机关作撤销案件的条件是：具有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没有犯罪事实的，或者依照刑法规定不负刑事责任和不是犯罪的；虽有犯罪事实，但不是犯罪嫌疑人所为的。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具有刑事诉讼第十五条规定情形的而撤销案件的，虽涉及一些法律适用的问题，但这些法律适用并不需要很高深的法律知识就能够判断。对于没有犯罪事实或虽有犯罪事实而不是犯罪嫌疑人所为，应撤销案件的，这基本上是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很少涉及法律适用问题。上述情况对法律知识不是很深的人民监督员来讲，检察机关是否可以作撤案处理，是能够独立做出判断的。对于依照刑法规定不负刑事责任和不是犯罪的，在实践中会存在一些疑难案件，涉及法律适用的成份多一些，有时还需具有较高的法律水平才能够加以判断。作为法律水平一般的人民监督员对这类案件的监督有时可能勉为其难。但从总体上讲，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拟撤销案件的监督是基本能够胜任的。
（二）拟作不诉案件
检察机关拟作不诉的案件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分为三种情形，一是绝对不诉，既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检察机关应当作不起诉决定；二是存疑不诉，既经补充侦查仍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检察机关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三是相对不诉，既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诉决定。对于绝对不诉，如前对撤销案件所述中谈到，作为一般法律水平的人民监督员是基本能够独立判断的。对于存疑不诉，主要涉及对证据的真实性和事实的认定问题，较少涉及法律的适用问题，因此，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拟作存疑不诉的案件也基本上能够进行有效监督。对于相对不诉案件，其前提是犯罪嫌疑人已构成犯罪，因此其法律适用问题实际上已基本解决，对于是否拟作不诉决定，实际上是对犯罪情节是否轻微的判断，是对案件对社会产生的危害程度的判断，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判断有赖于社会的价值评判，而不仅是司法判断的问题，这对于人民监督员来讲，这正是他们的长处，检察机关也正需要听一听社会对案件危害程度的看法，以确保案件的正确处理。所以，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拟作不诉的监督是能够胜任的。
（三）直接受理案件
对于检察机关直接受理案件作出撤销案件和不诉决定后，实际上是对案件诉讼程序的终止，且具有法律效力的。这些案件的一切过程都是由检察机关一手操作的，外部监督非常薄弱。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很少有具体的、确定的受害人，也就很少有一般刑事案件中受害人对案件的制约权力，也没有一般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的终极决定的申请复议等的制约权力。因此，对检察机关对案件的具有决定性的处理加强外部监督是尤为必要的。如前所述，将这两类案件交由人民监督员进行监督也是非常可行的。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在办理直接受理案件中还存在“雷声大，雨点小”的案件，也就是最初侦查的时候涉嫌数额非常大，但到最后起诉时数额非常小，在社会上也造成很不利的影响。检察机关在对这种情况的处理也是很具有决定性的，对这类案件也应受到一定程度的外部监督。
（四）本地检察工作
检察院负责的具体检察工作是方方面面的，现就对侦察监督部门的具体工作做一下分析。按照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逮捕的条件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且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只有符合上述全部条件的，才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逮捕。是否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以及采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是否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对于一般的人来讲，判断起来问题不大。但对于是否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以及是否有逮捕必要，这涉及很多专业技术问题。是否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涉及法律适用问题，是否有逮捕必要，这涉及侦查技术问题。而这些作为人民监督员来讲，有些问题是难以作出判断的。就在实践中，对于是否属于错捕，司法机关有时也难以作出统一的判断。因此对于逮捕决定的监督，人民监督员是难以胜任的。从实践中来看，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比例是也是不多的。更为重要的是，对检察机关的逮捕，外部监督制约也是比较强的，如果检察机关的逮捕属于错捕的情况下，案件当事人有权申请国家赔偿，并且是否应该进行赔偿，也并非检察机关能够作出最终决定的，而是由法院的赔偿委员会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如果检察机关不予赔偿，当事人还可申请强制执行。加强对检察机关的直接受理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逮捕决定进行监督，将这种监督交由法律水平一般的人民监督员进行监督不是很实际，要么这种监督流于形式，要么就会对检察机关的正常执法产生不利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上，就要防止这样的形式主义。
综上所述，人民监督员制度作为一项外部监督机制，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看，都具有一定的可行性，是一项积极的司法改革探索。